不向病魔低頭，樂觀的胡勇勝向鏡頭比劃了一個勝利的手勢。

　　胡勇勝的身體縫合500余針，體內放置7塊鈦合金鋼板（含假體）、46根鋼釘、多處骨水泥。

　　胡勇勝又被疼醒了。?

　　為了止疼，他每日要服用嗎啡、吸煙、盤珠子……“其實都沒用，只是找點事兒做。”

　　胡勇勝，山西省太原市人，33歲，16歲時患了嗜鉻細胞瘤，因全身多發骨轉移，體內植滿了鋼板、鋼釘和骨水泥。他一次次因轉移腫瘤截癱，又重新站起，他說，“我是‘鋼鐵俠’。”

　　近一年，因病情急劇惡化，胡勇勝辭掉工作，已臥床在家。

　　幾經思考后，他想以重病之軀供臨床試驗新藥或未成形療法。“向死而生，總好過坐以待斃。”

　　生病

　　中學時突患重病

　　胡勇勝身材瘦削，170厘米只有80斤。在他33歲的生命里，經歷過太多苦難——7塊鈦合金鋼板、46根鋼釘、500余針縫合、多處骨水泥……這些冰冷的金屬，通過11次大手術根植于他的身體，伴隨他17年。

　　1998年，夏。中考這三天，胡勇勝只吃了一根油條。母親徐鳴納悶，“厭食是老毛病，不至于吃得那么少。”母親拽他到醫院檢查，十幾張X線膠片，一大團陰影籠罩在腹部，心肺早已擠壓變形。徐鳴眼前一黑，只記得兩腿發顫，一陣慌亂從心頭升起。父親胡宗哲接到電話趕來，奔跑中跌下樓梯，站起來接著跑。

　　這團陰影是什么？為什么長在腎上腺？手術成功幾率有多大？……徐鳴說，醫生會診時她站在一旁，“太殘忍了，我簽不了字。”最終還是胡宗哲拿了主意。

　　手術前一日，為給胡勇勝減壓，母親帶他去吃火鍋。席間，胡勇勝問何時能踢球？“在他眼里，他患的是囊腫，能夠痊愈。”徐鳴開始哭，但不敢出聲，淚水掩藏在火鍋蒸騰的熱氣里。

　　胡勇勝問，“媽媽，你怎么了？”

　　徐鳴硬擠一個微笑，“出汗。”

　　她不知如何作答，手術時他可能無法下臺。即使成功，他也只能存活3個月。不手術是死路一條。而他只有16歲，這一餐后可能就是永別。

　　手術時胡勇勝出血量大，輸血費可能不夠。徐鳴瘋了一樣沖出去，在大門口掉了鞋，光著腳跑到家。胡勇勝的姑姑開門，她只會說一句，“錢，錢……”身上沒口袋，她把錢胡亂塞進領口，隔衣捧著打了輛車，近乎號叫著說，“兒子手術，沒有錢就沒有血，你快一點兒。”

　　徐鳴忘了如何熬到手術最后。醫生在腎上腺切下9×11厘米腫瘤，接著是化療，共三療程。第一療程時刀口還沒長好，胡勇勝終日昏昏沉沉。徐鳴騙他，“化療是為了消炎。”他欣然接受。胡勇勝用杜冷丁止疼上了癮，每晚都鬧，“嬌嫩的手撕扯著床沿，都是血。”不等第二療程結束，夫婦倆心一橫，“反正都是三個月，把化療停了，免得兒子受罪。”

　　沒想胡勇勝一天天好了，表面看并無恙。

　　一年后，胡勇勝開始復習。他想考高中，上大學。夫婦倆卻極力勸他到中專，畢業分配做名教師。“他和同學出去，喝了一整瓶白酒，醉了回來質問我，為什么不讓上大學。”談及此，胡宗哲滿臉愧疚，自己知道他的夢想，但怕他找工作操勞。如此過了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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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發

　　疼到捏碎氧氣罩

　　2005年，胡勇勝23歲。七年前手術后，他自覺健康，沒什么不同。

　　這年校運動會，他報了400米。跑過彎道時，腿根處一陣疼痛。起初，他沒和復發聯想到一塊兒。接下來的半年，疼痛并未停止，反而與日俱增。

　　醫院里，徐鳴慌了神，看醫生面露難色，忙把兒子趕出去。“瘤轉移到骨頭了，只能做手術。”

　　徐鳴頭頂像挨了記悶棍，她努力控制情緒。從辦公室出來說，“骨質疏松得手術加固，到北京。”

　　胡宗哲買了張站票，以最快速度將X線膠片交到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醫生手里。得到可以手術的答復后，徐鳴把兒子帶到北京。2006年1月26日，胡勇勝躺在手術室里，雙側髖部被切開，右側被植入一塊鋼板固定，左側的轉移瘤被切除。兩天后，除夕。紅色福字掛滿街頭，到處是爆竹聲噼啪作響。胡家人嫌食堂飯菜貴，用兩盒大米飯、一包咸菜將就了這頓午餐。到了晚上，夫婦倆把吃食留給胡勇勝，空著肚子到院門口的水泥地上坐著痛哭。為了陪床，他們用紙片兒鋪地，沒有被子，貓在樓道的拐角睡。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一個月。

　　其間，胡勇勝還做過一次手術。胡勇勝說，當天是半麻醉，他趴在床上意識清醒，側過頭，剛好能看到屏幕。他目睹了整個過程，無法形容那種疼痛，是生不如死的120分鐘，“首先要撬開椎骨，再把骨水泥打進去。”胡勇勝現在說得云淡風輕，回首當年還記得每個細節，“疼到捏碎了氧氣罩也不敢動，動就癱了，就這一個信念。”

　　醫生說“成功了”時，胡勇勝如釋重負。

　　與此同時，手術室外的廣播響著，“胡勇勝家屬，請到四樓……”徐鳴向前邁出兩步，心中繃緊的弦突然放下，癱倒在地。她記得，“兒子被推出時兩眼發直，不會流淚不會眨，頭發都立著。昏睡了三天三夜。”

　　對病情，胡勇勝從那時起有了疑心，“怎么又手術？但也沒多想。”

　　胡宗哲一直認為兒子是知道的，只是不說。“每次拿到化驗單他都要搶去，化驗單上并未寫明具體病癥，他就各處打聽。”夫婦倆始終說不出口，兒子體諒，雙方都沒有捅破。

　　術后，胡勇勝需要拄拐。他知家中債臺高筑，就到處求職。一天晚上11點，胡勇勝外出未歸，徐鳴出來看他躲在街角，用雙拐捶地，大罵命運為什么不讓他用雙腿走路。她才知道他在找工作，還碰了壁。徐鳴一把摟過他，不知說什么好。

　　工作

　　找到工作重獲新生

　　那天后，胡勇勝開始進行康復訓練，“扶著椅背、墻壁一步步挪。”他得空就練，一旦站立，堅硬的鋼板、鋼釘抵入筋骨，大顆的汗滴墜下，總能浸透衣衫。漸漸他腿上有了肌肉，久違的自信心隨之而來。

　　扔掉雙拐不久，他獲得IBM服務器山西區總代理的一次面試機會。

　　面試當日，胡勇勝盡量保持身體挺直，但還是緊張。他穿了件橘紅色夾克，想討個好彩頭。“你有銷售經驗嗎？”“我可以學。”“什么時候能上班？”“隨時。”……最終敲定入職時間——2008年5月4日。

　　這天胡勇勝興奮異常，推門就喊，“媽，我餓了。”夫婦倆正詫異，不容多想，只顧高興給他添兩碗米飯。餐后，胡勇勝主動提起找到工作了，并向父親描述每個細節。而此前有事，他從不多說。

　　胡勇勝至今記得，入職培訓時，總經理說要從小事做起、自己找事做。他走路一瘸一拐，卻時刻提醒自己得精神點兒，公司沒人知道他身體有恙。憑借各種努力，短短7個月，他從銷售部職員晉升為銷售部經理，部門規劃、客戶對接、工作總結……種種繁瑣逼迫他加班自學，以彌補經驗不足。那段時間，他的電話總是在響，“厲害時從早上7點到晚上8點，幾乎沒停過。”

　　2011年，胡勇勝已是公司副總經理，并成為山西區銷售冠軍。他像找到實現價值的途徑，并愿意為之付出。然而入10月后，胡勇勝感到右腿有些疼痛、腰部也有不適，后來只能坐姿而眠。

　　徐鳴碰到過幾次，兒子倚著枕頭，閉著眼，周圍放的都是資料。她以為他過會兒就躺下，后來實在受不了，追問他到底怎么了。

　　胡勇勝像做錯事的小學生被人捉到，喃喃道，“腰腿疼，這么睡一個月了。”

　　徐鳴聞后大驚，拖著他當天就去了北京。考慮骨轉移瘤可能性大，幾日后手術，行腰椎腫物切除、內固定術。胡勇勝體內又多了塊鋼板。

　　胡勇勝住院近一個月，剛返回太原，傷口卻裂開，一小塊鋼板露出來。他喊朋友幫忙將他抬上救護車送回北京，六個半小時車程，每次顛簸如芒刺在背。胡勇勝趴著，傷口全是血。入院后沒床位，又在走廊趴了一夜。正是這次，徐鳴對他承認，“是瘤，良性。”誠然，她多少還是說了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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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望

　　因病辭職臥床在家

　　胡勇勝請假半年在家辦公，拄拐、復健、扔拐……依然是這個過程。次年5月，他再次回到公司。

　　2013年4月，胡勇勝突然生出不好的預感，“或許這些年病出了經驗，或許這陣子工作繁忙。”他感到做什么都不對，身體說不出哪兒不舒服。5月4日，他咬咬牙，離了職。這決定很突然，雖然總經理挽留、同事不解，始終沒人知道他離職背后的原因。

　　“患病10多年，我一直樂觀。第一次，我怕了。”

　　楊成剛認識胡勇勝七八年。他每次復發到北京，都是楊成剛幫忙抬上救護車。可楊成剛不知道他有這個病。

　　“提到幾處刀口，他說是車禍。”直到楊成剛送胡勇勝到北京，科室門牌寫著“骨腫瘤科”，自己才覺得不對，“胡家人一向樂觀，從胡勇勝到他父母，永遠是笑臉。”楊成剛看夫婦倆將病歷藏起來，沒多問，也沒告訴胡勇勝。

　　胡勇勝在家靜養一個月，心情稍有平復，嘗試重新工作。

　　7月初的一天，他站在鏡子前刷牙。一陣麻木感襲來，初為雙足、雙小腿，進而上升至臍，演變為疼痛，一切只是幾秒鐘。胡勇勝大呼，胡宗哲趕緊過去，將站不穩的兒子拖出洗手間。這一次，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診斷結果寫的是“嗜鉻細胞瘤(全身多發骨轉移)”。7月25日，胡勇勝進行胸椎、脊椎多處切除、固定，術后只能佩戴支具活動。

　　苦難遠未結束。胡勇勝下肢感覺減退，瘤轉移到雙側骨盆，于8月26日、9月3日先后進行兩次手術，將腫瘤切除、髖臼重建。

　　此外，他一側肩胛骨也有轉移。

　　胡勇勝身心俱疲。醫生有些犯難，手術太頻繁，身體吃不消，想等他恢復再說。等候期間，胡勇勝病情持續惡化，后腦、肋骨相繼出現病征，體重一度落為70斤。

　　夫婦倆眼見胡勇勝垮掉，決心幫他重拾信心。他們幫他用藥水燙腳、做按摩，買不起復健器具，就用其他東西代替。七八個月后，他們發現胡勇勝雙腿肌肉似乎松了些，“不再緊繃著，讓他嘗試下地。”

　　夫婦倆一左一右，寬慰他，“別怕，爸媽抱著，不會讓你跌倒。”胡勇勝緩緩脫離床鋪，感到肌肉撕扯開來，汗濕了一身。夫婦倆屏住呼吸，心跳得比他還快。胡勇勝快站起時，胡宗哲大叫，“站起來，胡家人沒有孬種！”

　　胡勇勝心下一激，將重力徹底放在下肢，又一次站起。夫婦倆抱住他，激動得痛哭。

　　此后，胡勇勝開始好轉，并能夠脫離支撐站立。他堅持洗漱、三餐下地完成，3天刮一次胡子，7天洗一次澡。他逐漸意識到活著是責任，他是父母的精神支柱。

　　愿望

　　愿以身試藥救助后人

　　大概兩三個月前，胡勇勝打開通訊錄，找到病友的名字。電話那頭傳來蒼老的聲音，“他已經走了，我是他爸爸。”

　　他又試了一個，結果依舊。第三個、四個、五個……一陣悲哀襲來，那么多鮮活的生命，每一次逝去都不止關乎病人，還關乎病人的整個家庭。他不死心，繼續試，最后只剩傷心。胡勇勝刪掉了這些人，足足有二三十個。

　　幾天后，楊成剛來家里吃飯。胡勇勝表情凝重，說看到病歷了，全身這么多處轉移下刀都難，費用也是大問題。他決心不再手術，但不是等死，是想以重病之軀供臨床試驗新藥或未成形療法。如若成功，便是天遂人愿。倘若失敗，也給后人鋪成了一塊磚。

　　楊成剛聽他講完，沉默半晌，“要我怎么幫你？”此后是漫長的資料搜尋工作，醫生楊榮利是他們首個咨詢對象。

　　楊榮利是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骨腫瘤科副主任，一個月前接到胡勇勝電話稱，想以身試藥。楊榮利為他醫治多年，完全理解他的想法，但對此愛莫能助。

　　楊榮利說，“嗜鉻細胞瘤(全身多發骨轉移)”本身很罕見。胡勇勝患的是惡性腫瘤，主要承重骨都有轉移。經治療，幾次截癱后重新站立并存活至今已很不易。這些年，他進行過多少次手術已記不清，現行治療措施用遍，而惡化依舊。胡勇勝的堅強、樂觀，非常人所能及。對于這個決定，自己并不驚訝。但作為醫生，不能拿著病人、家屬的同意書就這樣做。“道德、法律是否合規？試驗的藥物、療法處于哪種階段？都要經倫理委員會審核評估，過程嚴密。”

　　楊榮利的建議未能令胡勇勝動搖。他在想，捐獻器官如何？

　　這一點也不容易成功。

　　北京大學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朱繼業說，器官捐獻的供體需完全健康、各項指標正常，以保證其絕對安全，“可捐范圍是一個腎或半個肝。”同時，器官捐獻受體需是三代以內血親、結婚三年以上夫妻或結婚三年以內但至少有一個孩子的夫妻，以杜絕器官買賣的可能，“在特殊情況下，受法律認定的長期繼父母子女關系也可受捐。”至于“死后捐獻”，供體有惡性腫瘤是大忌，可能對受體產生風險。“就以上兩點來說，胡勇勝很難成捐。”朱繼業進一步解釋，“角膜不屬于器官，理論上不會受腫瘤影響，但也要進行評估。”

　　這些胡家人何嘗不知。徐鳴說，起初她反對，還生了許多氣，“身上掉下的肉，哪舍得他冒險？”可胡勇勝一遍遍地勸，態度堅決。眼見他終日臥床，背部因瘦弱鋼釘凸顯，仍每日練習走路。“無論如何，治愈兒子或救助別人都好過等待，我們愿意搏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