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正面臨二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的難民潮沖擊。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今年1至9月，至少已有53萬難民經地中海進入歐洲，同去年的21.9萬難民相比翻了一番多，僅9月一個月就有16.8萬難民經海路抵達歐洲，其中70％來自敘利亞。

　　自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風暴刮到敘利亞以來，敘利亞局勢發生動蕩并急劇升級，境內武裝暴力沖突不斷。為了躲避戰火，只有2253萬人口的敘利亞已有1160萬人背井離鄉，淪為難民，其中有390萬敘利亞難民被迫流落到107個國家。昔日民眾衣食基本無憂的敘利亞，如今滿目瘡痍，生靈涂炭，成了全球最大難民來源國。

　　2011年10月實現“顏色革命”的利比亞，不僅沒有完成政治和經濟社會的成功轉型，反倒成了暴力沖突四起、恐怖事件頻發、領土面臨分裂的“國將不國”代名詞，同時還是西亞北非難民的主要輸出地之一。卡扎菲倒臺后，地方部落武裝擁兵自重，相互傾軋，趁機擴大控制范圍。為了避禍，一些民眾只得遠走他鄉。另一方面，在治安失序的利比亞，充當“蛇頭”、販運偷渡客也被許多地方割據勢力看做斂財的重要手段，成了一項有組織的、規模巨大的灰色產業。據卡塔爾半島電視臺網站報道，2014年有近10萬人從非洲途經利比亞偷渡至意大利。

　　由于路途遙遠，氣象條件惡劣，加之偷渡船只超載嚴重，地中海海域沉船事故時常發生，許多歷經千辛萬苦逃出本土的敘利亞、利比亞等國難民尚未見到歐洲的土地，便已命沉大海，其悲慘境遇引起國際社會廣泛同情和關注。

　　伴隨難民數量激增的是，一些西亞北非國家極端宗教組織坐大，恐怖主義泛濫成災，民族宗教矛盾日益激化，國民經濟一蹶不振，人民生活更加困苦。這既是中東地區近年動蕩加劇的結果，也是未來動蕩將進一步加劇的原因。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事態的發展，關于中東地區局勢的演變，許多專家和學者提出了頗有見地的觀點。他們認為，中東的“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冷戰結束后，在中東地區推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成為對中東事務握有主導權的美國中東政策重要組成部分。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國政府認為，在中東地區推行西方自由民主是維護美國在中東利益的重要保證。2002年，美國國務院啟動“美國—中東伙伴計劃”，該計劃的目的在于支持謀求中東北非變革的團體和個人，主要與公民社會組織、社群領袖、青年和婦女運動人士以及私營企業界建立伙伴關系，推進中東地區的民主變革進程。2004年6月，美國在八國集團峰會上提出“大中東北非民主計劃”，要求發達國家為阿拉伯國家監督選舉提供技術支持、培訓獨立新聞記者、增加對非政府組織的援助等。從2002年至2012年，美國為實施上述計劃向中東國家的1000多個項目提供了約6億美元資助。

　　2010年底中東變局爆發后，美國更加積極通過民主改造中東計劃影響阿拉伯國家的發展進程，或明或暗支持中東發生“顏色革命”，對不聽美國使喚的政權，則扣以“無賴”“邪惡”“法西斯主義”等帽子實施打壓，甚至不惜借助武力予以更迭。

　　“阿拉伯之春”顛覆性地破壞了以往中東地區不同政治勢力、不同宗教派別以及世俗政治和宗教信仰之間形成的脆弱平衡，不僅舊有的熱點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反而冒出了多個新的熱點問題，如敘利亞、利比亞以及也門危機等，這些新的熱點問題又由于地區大國的較量、角力和世界大國的介入、博弈，其演化進程增加了更多復雜因素和不確定性。

　　“在中東問題上，西方國家表現出了一貫的偽善。”埃及開羅大學政治系教授哈桑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當中東國家表現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時，西方國家將賬算到自己的‘功勞簿’上，認為這是它們輸出‘民主’價值觀取得的成果；它們將中東社會轉型貼上‘顏色革命’的標簽，鼓吹和贊美‘阿拉伯之春’，為其推波助瀾；但在‘阿拉伯之春’帶來劇烈的政治和社會動蕩、造成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變成名符其實的‘阿拉伯之冬’后，它們不是袖手旁觀，就是將責任推得一干二凈。”

　　哈桑說：“現在，埃及許多有識之士都在反思那場‘革命’。整個中東的未來不應由西方干涉的大手任意擺布，我們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持和幫助，但不是指手畫腳。‘發展’應該是所有人的共識。中東阿拉伯國家亟須走出一條借鑒國際和地區有益經驗、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而這條道路應由阿拉伯人民以自主自愿的方式選擇，任何強加于人的做法，都只能阻礙中東國家的和平與發展。”

　　（本報開羅10月4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