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契克斯莊園的首相私人官邸，英國首相卡梅倫帶著中國貴客去了一家百年酒吧“犁吧”，品嘗了當地黑啤，以及一道在英國既可高大上又親民至極的菜肴——炸魚薯條。

　　說它是菜肴，恐怕有些過，因為它實實在在像是快餐；說它是快餐，又有些屈，畢竟它是英國國人絕無僅有、引以為豪的唯一一道國菜，沒有之一。

　　那就隨新華國際客戶端的視線來看看，這道只有兩種原料、僅僅靠油炸的簡餐，是如何變成國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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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魚薯條，英國引以為豪的國食，沒有之一。（圖片來源：互聯網）

　　其實，這道菜至今沒有一個統一公認的中文譯名，炸魚和薯條、炸魚薯條、魚和薯條、魚薯炸等等，各有各的譯法。但沒有哪一款譯名，能像原文那樣，嘰里咕嚕，含含糊糊。Fish and chips，撅著個嘴就完成了發音，這種對吃不張揚的性格，符合傳統英國人在某些事情上把持的那種內斂。所以從名稱上說，這道菜夠英國！

　　無論去英國的哪里，城市，村鎮，海港，如果你問當地人，這里有什么美食，答案八九不離十會是Fish and chips。開始你會有些無趣，尤其對吃貨來說這可能還會是個笑話，但當你真去品嘗后，還真可能發現鱈魚和比目魚的差別。如果還覺得沒啥兩樣，可以換醬汁啊，可以選擇茄豆汁，或者番茄醬，這總該有差異了吧。但本地吃貨會告訴你，淋上酸醋，這才正宗。于是你發現，走遍英倫三島，氣候在變，口音在變，惟有Fish and chips的口味不變，這才是國菜。

　　炸魚薯條在英國遍地都是，很多地方都聲稱自己的最正宗。（圖片來源：互聯網）

　　Fish and chips，在英國，是不在飯店里吃的，那是騙外地人的。最地道的，一定是藏在街巷中的小酒館里，或者快餐店里。兩者的口味差別不大，但對當地人來說，要在不同的時機去不同的場所用不同的方式品嘗相同的美味：湊活吃一頓，就去快餐店，用餐盒裹著，用報紙包著，用手拈著，站著大快朵頤；要是去酒館，就得用餐盤，用刀叉，就著啤酒，很紳士地一刀一刀地把魚肉切開，一叉一叉地戳起厚重的薯條。Fish and chips，在不同語境中變換著身份，滿足人們肉體和精神的需求。

　　如果覺得含糊的發音、普世的口味、變換的角色還不足以讓油炸冷凍魚片和油炸薯條如此名聲大噪、經久不衰并上升到國字號的級別，那告訴你一個隱藏在Fish and chips背后的秘密——它保留著英國最輝煌時代的記憶，它是英國工業革命最美好的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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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還有一些賣家用報紙卷著炸魚薯條售賣，算是對傳統的一種追憶。（圖片來源：互聯網）

　　十九世紀，捕撈業的快速發展使北海的魚群大批量上岸，加上快速發展的鐵路把英國各地與海港碼頭無縫對接，魚肉價格迅速下跌，走上百姓的餐桌。狄更斯在1938年出版的《霧都孤兒》中就提到深度油炸的魚片。而促成魚和薯條聯姻的，還是狄更斯，他在1859年出版的《雙城記》里第一次用chips這個英文單詞來表述深度油炸的土豆條。就這樣，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種食材在一個特殊的年代碰撞出火花。1860年，倫敦出現了第一家炸魚薯條專賣店，老板是約瑟夫·馬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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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炸魚薯條的歷史，會發現狄更斯最早在作品中描述了起源于19世紀的這種食品。（圖片來源：互聯網）

　　此后，Fish and chips迅速躥紅，并從倫敦慢慢輻射到英國全境。它的出現，剛好迎合了在陰風凄雨中奔命的上班族，迎合了在工業時代冰冷機床前對溫暖的需求，迎合了被資本家剝削半天所需的熱量，迎合了那個年代最基本的欲望。乃至今天，那些每日還在堅持排隊購買Fish and chips的英國食客，他們在等待的恐怕已經不是味覺的滿足感，在蛋白質和淀粉之外，他們更是在咀嚼和回味一種榮光時代的小市民奮斗精神。

　　炸魚薯條，對于很多英國人來說，已不止是滿足味覺或熱量，更多的是懷念工業革命時代的榮光，回味那個榮光時代的一種奮斗精神。（圖片來源：互聯網）

　　它的過去，讓人想起了舊時北京的天橋，當一天的力巴，用換得的零錢買一碗寬汁兒面，或是一碗鹵煮，用最低廉的成本最大化滿足生理和心理的需求。它的今天，讓人想起中國的包子，上能入宴，下接地氣。

　　炸魚薯條也好，慶豐包子也罷，在美味的背后，有傳統、有歷史、有回憶，更有滿滿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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