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十八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其中的主要議程就是研究關于制定中國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五年規劃”，或者“五年計劃”，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話語。每個五年就像一個臺階，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積貧積弱、百廢待興到如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日漸崛起。

　　共和國的十二個“五年”

　　“五年計劃”始自1953年，“一五”計劃也是計劃經濟時期完成情況最好的一個五年計劃，保證了新中國工業化戰略的順利推進。

　　在計劃經濟年代，“五年計劃”主要是定經濟類指標，例如規定鋼產量、煤炭產量等，這種情況持續多年。據統計，直到“六五”計劃的時候，經濟類指標還占到60%。

　　改革開放以后，從“六五”計劃到“九五”計劃，開始逐漸放松對經濟指標的規定，而出現大量的指導性計劃，以及靠市場調節的部分。

　　轉折同樣出現于“九五”計劃——這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宏觀性、指導性、戰略性成為其主要特點，取消了很多實物量指標。

　　到“十一五”時，“五年計劃”正式更名為“五年規劃”，將國家主要發展目標根據市場機制與政府責任的不同，劃分為約束性指標和預期性指標。

　　即將完成的“十二五”規劃，據一些學者的測算，目標完成率可能會達到90%以上，創歷史新高。例如，“十二五”規劃提出城鎮化率提高4％，現在已達54.7%；服務業增加值占比在2015年前達到47%，現在已達49.5%；研發經費占GDP2.2%的目標，現在已超過4%；城鄉三項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95%的目標，現在是98%。

　　從“計劃”到“規劃”的邏輯

　　縱觀世界各國，定“計劃”是普遍現象。除了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外，還有歐洲國家對市場經濟進行引導的計劃，以及一些東亞國家做過的產業規劃等。在長期研究“五年計劃”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鄢一龍看來，世界上許多經濟體的規劃，在一開始都對本國發展有很大推動，但隨著時間推移，硬性規劃的劣勢就會顯現出來。

　　相比之下，中國式的“計劃”取得的成就讓人矚目。原因在于，中國的“計劃”本身早已發生巨大變化，適應了時代要求。盡管只有一字之差，“五年計劃”和“五年規劃”背后，其實代表著中國發展的理念創新。

　　鄢一龍指出，如今的“五年規劃”中，公共事務成為絕對重點。以“十二五”規劃為例，80%以上都是非經濟類指標，包括教育、科技、生態、環境和社會保障等。

　　“這些指標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都是政府要做的事情，主要目的是彌補市場的失靈。”鄢一龍告訴記者，即使如今的規劃中有一些經濟類指標也不是規定產量，而是提出經濟增長率和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事實上，這兩大要求本質上還是關系到公共事務，比如經濟增長率直接事關民生和就業問題。

　　中國特色的治理方式

　　每個國家都有發展愿景。當下中國的“規劃”有何特殊之處？事實上，這是中國治理的一種重要方式。

　　“規劃”的出臺殊為不易。在研究了歷屆“計劃”與“規劃”后，鄢一龍概括說，這是一個有中央、省、市、縣各級以及無數不同的機構與人員參與的規劃，“大家共同思考未來5年我們國家如何發展，然后由決策者提煉出共識，最后形成國家發展的共同愿景。”

　　“家有千件事，先從緊處來。”在分析人士看來，先天條件不佳的前提下，抓好重點就至關重要。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在“一五”計劃指導下建立起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到如今“五年規劃”依然是國家進行資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其目的就在于使各種資源的配置更加科學合理、富有效率。

　　經過6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五年規劃”已漸趨成熟，目標完成率讓世界贊嘆。如今，“十三五”規劃的時間節點越來越迫近。無論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還是中國第一個百年夢想實現的時間節點，眼前這份呼之欲出的“規劃”，對未來的中國來說，都有著太多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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