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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家溝：等不來的搬遷

　　同樣的沉陷，也發生在距郝家寨村100多公里外的古交市梭峪鄉白家溝村。

　　“像放炮。”74歲的村民劉海蘭告訴記者，就在10月初，晚上還能聽到從地下傳來的陣陣采煤放炮聲。老人睡不著，便摸黑打開手電，照著鐘表默數炮聲。“夜里八九點鐘，每隔5~10分鐘就會有炮響，震得窗戶呼啦啦的，震得人心慌。”

　　攀上高高的土坡，記者來到了處于半山腰的村民閆銀蘭家。還未進院，記者就看到了一堵歪斜厚重的石砌院墻，被一根齊腰粗的長木樁斜斜支撐著。“墻歪得厲害，立不住了，就用木頭湊合頂著，可上面又開了縫。”從閆銀蘭比畫的地方，記者看到本就岌岌可危的石墻上面又開裂出了一道道指尖寬的縫隙，讓人看得心驚。閆銀蘭的床鋪就緊貼著這面墻。

　　“歪成這樣，塌了怎么辦？”記者問。

　　“沒錢能咋辦？孫子后半年在鄉里上幼兒園，兒子媳婦還得租房(陪讀)，都得花錢，哪有錢砌墻？”閆銀蘭告訴記者，自老伴兒去世后，自己便獨居在這屋里，別的屋空給兒子、兒媳回來住。

　　白家溝村因為房屋塌陷，村里的年輕人大多早已搬走，帶著孩子外出就學、居住，只剩下幾十位老人留守。走進村子，隨處可見殘垣斷壁、碎磚破瓦，墻壁上幾寸寬的裂痕大張虎口，透過外墻裂縫便能看到院內。部分依山而建的窯洞被坍塌下來的土埋住，露出一個個殘破的黑洞。

　　這些裂著縫的墻、張著嘴的洞，時刻提醒著人們，這里有潛在的危險。

　　白家溝村的沉陷最早出現于1999年。2007年，該村和古交市另外4個村一起列入山西省農村地質災害治理工程，古交市為此成立了由市長任組長的“治理工程領導組”。然而，8年過去了，白家溝村的搬遷安置費等系列問題，至今無果，而在現有的資金分擔方案中，據村民反映，企業承擔的部分始終難以落實，全村的避讓搬遷至今擱置。

　　村主任閆文旺表示，因該村被確定為搬遷村，近10年來，很多政策都享受不到。如村民的房子因為是搬遷房而無法進行危房改造，而在等待搬遷的過程中，因房屋塌陷，老百姓只能在外長期租房居住，增加了不少支出。

　　采煤沉陷區“懸空村”的存在，令不少村民喪失了對故土的親近感。

　　“我們最關心的是，啥時能有安穩房子住？”采訪中，村民討論最多的是住房搬遷。比起住房，對于祖輩勞作的耕地，人們似乎不再有更多留戀。

　　“村里的地已經裂得不成樣子了，地縫亂竄。輕微些的修補修補還能湊合種，嚴重的地塊騾子都能掉進去。”在古交市梭峪鄉石佛巖村，村民組長劉永亮帶著記者到山上耕地了解沉陷情況。走不多遠，長達幾十米、寬約幾十厘米的地縫便隨處可見，且深不見底。更有甚者，如同鬼斧劈山，將整塊山體錯落開來，立于山體裂縫旁，令人不寒而栗。

　　“看，這玉米稈的個頭就沒長夠。”在山上一塊早已枯黃的玉米地里，劉永亮指著低矮的莊稼告訴記者，因為采空區的水位下降，莫說種田，吃水都是個大問題，再加上下地就是個苦重的活，年輕人寧愿外出打工，也不愿留在村里種地。

　　怎樣彌補制度“裂縫”

　　《規劃》顯示，2004～2010年，國家啟動實施了國有重點煤礦采煤沉陷區治理。山西省治理范圍包括大同、陽泉、汾西、萬柏林、古交、霍州、潞安、晉城和軒崗等9個礦區約1049平方公里采煤沉陷區，安置受災居民18萬余戶，受益人數60余萬人，項目總投資68.66億元。《規劃》同時指出，全省還有國有非重點煤礦和非國有煤礦采煤沉陷區2000多平方公里，受災群眾約170萬人。

　　依據《規劃》，2015年山西開始全面實施采煤沉陷區治理，到2017年，力爭完成全省1352個村子的采煤沉陷區治理工作，共涉及21.8萬戶，65.5萬人的治理搬遷任務；主要任務是完成采煤沉陷區受損村莊的搬遷安置，集中建設一批功能齊全的居住小區，全面改善和提高采煤沉陷區農民群眾的生存條件和生活質量。到2017年，讓歷史形成的采煤沉陷區農民群眾基本住上安全房。

　　《規劃》明確，采用搬遷重建方式治理，按戶均60平方米進行補助，每平方米造價2014元，戶均搬遷成本為12.08萬元；治理補助資金由國家投資、省級投資、市級配套投資、縣級配套投資、企業配套投資和居民個人出資構成，其中個人占10%；對異地安置的移民新村和沉陷區治理項目用地也有明確安排，凡搬遷村莊具備復墾條件的，可通過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解決。

　　但是，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在采空區搬遷安置過程中，土地、搬遷資金、搬遷后村民的就業及生活保障等方面仍普遍存在問題。就相關問題，記者采訪了今年8月曾對古交和孝義兩地的采煤沉陷村治理狀況做過調研的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張玉林。

　　張玉林介紹，除山西之外，河南、山東、安徽、江蘇等地均存在采煤沉陷區。受地理和地質條件、沉陷范圍、人口密度等因素影響，治理方式、治理成效都有所不同，山西的獨特性在于，其沉陷范圍和受害者的數量在世界環境史上都是空前的，因此其治理任務也異常艱巨。

　　張玉林表示，作為一項聲勢浩大的“惠民工程”，山西省實施采煤沉陷區治理已有10年之久，各級政府為此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和財力，但是就他調查過的村莊治理成效來看，村民似乎是越陷越深，反復求告卻始終得不到有效回應，簡直成了“被拋棄的一群”，而“沉陷”問題也一直是當地最突出的社會問題之一。

　　“我想強調的是，被調查村的案例所反映出的不只是‘腐敗’或不作為、亂作為的問題，還有整個治理系統的嚴重缺陷。正是由于治理系統本身存在太多的‘裂縫’，才導致了眾多的村莊和村民在物理上和社會意義上的沉陷。因此，有效的治理需要彌補制度的‘裂縫’，甚至需要重構農村的治理系統。這當然涉及面甚廣，異常艱巨。”張玉林說。

　　對于促進解決采空區治理存在的一些實際問題，他建議，需要對已經宣告結束的第一輪采煤沉陷區治理工程逐一排查、系統總結，以明確究竟遺留了哪些問題，而遺留問題的原因和責任又究竟何在，以此作為改革新一輪治理的方式和機制的依據；同時有必要督查治理過程中的腐敗、瀆職問題，從制度上確保村民的利益免受侵害，防止損害農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等，這本身需要觀念的改變。

　　根據本報記者從有關部門獲得的信息，張玉林教授的建議已經受到山西省委負責同志的重視，相關的總結和調查工作正在進行，沉陷村的人們也在急切地等待早日搬離沉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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