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亞洪，陵水祖關鎮祖孝村人。現已癱瘓，每天靠孫子把她抱到屋檐下休息，老人看到我們走進院子，情緒特別激動，抱著來看望她的鐘惠明痛哭不已。

　　新聞背景

　　海南“慰安婦”

　　海南、山西是發現國內“慰安婦”幸存者最多的區域，到目前為止，親身見證這段苦難歷史的慰安婦受害者僅有20人在世，海南有9人，分別居住在澄邁、臨高、陵水、保亭四地，年齡最大的96歲，最小的88歲。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在中國建立了1000多個慰安所，強征超過20萬中國婦女充當從軍慰安婦，中國被認為是受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1939年日軍入侵海南，作為進攻東南亞的重要基地，日軍在此大量駐軍，并于第二年陸續占領海南的大部分縣城和鄉鎮，并在交通要道、重要村莊建立起軍事營地和軍事據點，到1941年共有據點360余處，日軍圍繞這些據點實施蠶食、掃蕩。除正規慰安所外，日軍還在這些星羅棋布的營地、據點、炮樓里和流動軍營里建立臨時慰安所，配備大量的“慰安婦”。

　　根據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蘇智良的調查，海南的“慰安婦”主要有三個特點：

　　第一，日軍將海南作為日本進攻東南亞的大后方，因此，除本國婦女之外，還從中國、朝鮮半島、東南亞等亞洲各地強征的大量年輕女子充當性奴隸，海南是中國受害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第二，海南本土的“慰安婦”基本上是在村子里被日軍強擄，或者是以招工的名義誘騙至軍營，絕大多數婦女除被性侵外，還從事體力勞作;

　　第三，海南本土的“慰安婦”有多民族的特點，漢、黎、苗、回等民族的都有，絕大多數婦女被性侵時仍是未成年少女。

　　日軍侵華期間，在中國建立了1000多個慰安所，強征超過20萬中國婦女充當從軍慰安婦，中國被認為是受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據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蘇智良22年的調查，中國已經公開的“慰安婦”共有200多人，其中海南、山西是發現“慰安婦”幸存者最多的區域，到目前為止，親身見證這段苦難歷史的“慰安婦”受害者僅有20人仍活在世上，海南占了9人。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經過去了70年，戰爭的夢魘卻一直纏繞著她們。

　　她們曾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姑娘，亂世中的美麗卻成了阿喀琉斯之踵。

　　她們過去遭受非人的待遇，如今面臨著疾病與貧窮的折磨，身心飽受摧殘。

　　歷史不僅僅是一連串事件和人物的記錄，她們就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她們就是曾被日軍施暴的“慰安婦”，當中也有海南的女子。

　　11月初，海南日報記者跟隨香港惠明慈善基金會的志愿者團隊，探訪澄邁、臨高、陵水、保亭四縣的9位“慰安婦”。領隊的是位70歲的老先生，瘦小的身軀，斑駁的頭發，身著棉布衣衫，拿著國產華為手機，樸素低調，又滿臉祥和，他叫鐘惠明，自稱是個普通的中國人。

　　鐘惠明是位有故事的老人，在港經商、熱衷慈善、生活簡樸，這些都不足為奇。令人肅然起敬的是，11月5日，70歲的老人一下飛機，9個小時沒吃東西后，簡單吃碗路邊的餛飩，就驅車前去看望這些老人，冒著雨，馬不停蹄地趕路。他一個一個市縣地走，匆忙的腳步，只為看望這些曾遭受風霜的老人，他給每位老人送上一個紅包、一條絲巾，然后陪著老人坐一會兒，他說，這些老奶奶跟他媽媽的年齡差不多。

　　從2005年第一次為“慰安婦”捐款，到2007年第一次來海南看望這些老奶奶，從此，他每年都會來海南看望她們。他堅持了9年，然而，他卻告訴記者，做這些不需要理由。

　　她在床頭放了一把刀

　　1926年出生的林愛蘭，現居臨高縣南寶鎮敬老院，右大腿筋骨被日本士兵打斷，雙腿已不能走路，每天坐在門口的塑料椅子上，一日三餐都需人照料。這位不能正常行走的老人，在1942年12月，參加了革命，曾是一名瓊崖縱隊抗日女戰士。根據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蘇智良的調查，林愛蘭是已知的、整個亞洲唯一一名淪為“慰安婦”的抗日女戰士幸存者。

　　老人是打仗的時候，在海口市的某條公路上，被日本兵抓住，成了戰俘，繼而被日本兵性侵。老人不太愿意提起這段往事，她說，她被抓的時候還不到二十歲，記不清那么多了。

　　陳亞扁，1925年生，黎族人，陵水祖關鎮祖孝村人，現居陵水縣本號鎮養老院，是海南第二位赴日出庭起訴的老人。

　　陳連村，1926年生，保亭加茂鎮毛立村人，一生的經歷都刻畫在了臉上。

　　黃有良，1927年生，陵水英州鎮乙堆村人，雙腳已癱瘓基本不能下床，手腕有嚴重創傷。

　　作為89歲高齡的長壽老人，政府給80歲以上的老人每月300塊錢的補助，這是老人目前最主要的經濟來源。敬老院的房子是一個單間，里面放了一張桌子、一張床與幾把塑料椅子。一張床已經占了大半個屋，大概因為老人行動不便，外加海南氣候潮濕，床上散發出一股刺鼻的味道，湊近一看，枕頭邊放著一把刀，一把生銹的刀。

　　老人的養女告訴記者，“幾十年了，她一直在床頭放把刀”，從她記事起，就一直有這么一把刀，她認為這是老人用來防身的，有刀在手邊，晚上才能睡得踏實。

　　老人喜歡孩子，但由于那段經歷，永遠的喪失了生育能力，她只能領養孩子，又可惜天不遂人愿，領養幾次，都沒成功，直到有個接生婆給她送來一個孩子。孩子體弱多病，好多人都勸告她養不活，她不信，這個孩子就是我們看到的這位養女，她如今也是一位母親了。

　　在她還是孩子的時候，老人會給她講抗日的故事，講自己怎樣英勇地與日本鬼子打仗，所以媽媽林愛蘭在她心里一直是個颯爽英姿的女戰士。老人有一枚紀念章，只要有人來看望她，她就會拿給別人看，給大家講當年抗日的事情。

　　這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2005年，在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向全國所有健在的抗戰老戰士、老同志及抗日將領或其遺屬頒發這枚紀念章，當年，縣里的工作人員把它送到了林愛蘭的手中。

　　這枚紀念章是她的寶貝，冬天，她藏進貼身口袋;夏天，她放在盒子中。這是她愿意選擇銘記的歷史。

　　那段遭遇，老人從未向女兒提起，“她只告訴過我她做過女戰士，不知道她那件事”，“來了很多人采訪她，我才知道”，林愛蘭的養女告訴記者，直到現在，林愛蘭也未曾主動給她講過那段往事，是有人來訪時，別人聽不懂海南方言，她給來者翻譯，才陸陸續續得知過去的事情。原來林愛蘭被俘后，被關進日軍的據點，日軍用木頭塞住她的嘴巴，雙手吊起，“往死里打”，并且奸淫了她。

　　這并不是一個特例，在記者采訪的9個老人中，沒有一個老人主動給孩子講過這段歷史，她們的子女、家人跟林愛蘭的養女一樣，直到有人來訪，方知這段觸目驚心的歷史。

　　如果說那枚紀念章是她愿意選擇銘記的歷史，那么這把刀就是她想忘卻忘不掉的過去。

　　王志鳳，1928年生，澄邁縣中興鎮土龍村人。耳聾。

　　符美菊，1929年生，澄邁中興鎮土龍村人，現已雙腿癱瘓，靠家人推著輪椅移動，但老人有著積極樂觀的心態。

　　人言可畏

　　每個老人心里都有這么一把刀，“我們是來探望老人的，再追著問，我們就結束吧”，惠明慈善基金會理事長鐘惠明，制止了同行的一家媒體的記者向老人們追問過去，“你們不要讓她聽見了，這是她們的傷心事”，“我們有志愿者了解情況，你們問陳厚志吧”。

　　鐘惠明是特地從香港飛來，探望這些老奶奶的。他稱這些老人為“老奶奶”，他告訴記者，“沒有什么理由，碰見了，有能力就管了”。事實上，鐘惠明和他的團隊堅持做這件事，已經有十多年了，每年至少來海南探望她們一次，除了海南，他們還去山西。他們關心老人的身體狀況，每年會帶著老人做全面檢查，出錢給她們看病，支持她們對日訴訟。

　　這一次，他們給每個老人發了3000元的紅包，并送給每個老人一條絲巾。鐘惠明親自給每個老人系上絲巾，絲巾的顏色絢麗，這個時候，老人們滿是皺紋的臉會笑成一朵花。“她們跟我母親的年齡差不多”，鐘惠明告訴記者，“慰安婦”的慈善項目每年要花費20萬，即便如此，還是留不住這些老人，她們每年都在消失。

　　海南的受害老人中，有很多黎族、苗族的女性，她們本是家里的寶貝女兒，如果沒有遭受這些，她們應該會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會有一個疼愛她們的丈夫，會子孫滿堂。可惜她們生在了亂世，又偏偏天生麗質，出眾的外貌帶給她們無盡的痛苦。

　　“她們的臉型、輪廓都很美。”惠明慈善基金會的志愿者易都是位攝影家，以拍攝人物出名，“如果填充起來，年輕時，一定是個美人”，回程時，易都忍不住感慨。“就是因為長得漂亮，她們才會被日本人抓去，有些是被漢奸出賣獻給日本人邀功”，志愿者陳厚志補充道。

　　這些當年如花似玉的“慰安婦”，現在已是身患殘疾、滿臉風霜的老阿婆了，平均年齡在90歲左右，長期生活在偏僻山區，常年被頭痛、腰痛、腹痛、肢體殘疾等病魔纏繞，生活艱難。雖然悲劇已經過去70多年，但在她們身上留下了很多創傷，好幾位老人都癱瘓在床，生活無法自理，病痛時時折磨著她們。

　　其中一位老人60多歲的兒子告訴記者，他記得小時候，他媽媽的口頭禪是，“你再不聽話，就讓日本鬼子把你抓了”。

　　有些老人有丈夫，有兒子，有孫子，甚至有重孫，面對過往，不愿意開口，家里人也不太愿意提起這段往事，亦不愿意公開自己的信息，只想讓自己的母親安安靜靜的安享晚年。

　　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中國，因為人言可畏，有的受害者在自己的村莊無法嫁人，她們的父母只能把她們嫁到幾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村里人罵我是‘日本老婆’、‘日本妓’”，陳亞扁老人告訴記者，無奈之下，她只好躲進了吊羅山里，過著野人般的生活，直到解放后，她才被政府找回到村里，分得土地。

　　控訴罪行

　　每一個敢于站出來揭露當年日軍暴行的老人，勇敢之舉的背后承受著常人無法想象的痛苦。更多的老人則是默默忍受著不可說的傷痛，甚至不敢承認自己曾經是“慰安婦”，害怕傷害到現在的家庭。

　　陳亞扁老人是勇敢的，作為海南最早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之一，她曾三次赴日本出庭，控訴當年日軍的罪行。

　　這位勇敢的老人，今年90歲，家在陵水縣祖關村委會祖孝村，現居當地養老院。被抓的時候，還不滿15歲，在日軍不同地方的慰安所中遭受非人的折磨長達四年之久。在這四年里，每天晚上，她都要遭受日本官兵的輪奸，有時兩三個，多時有四五個不等，稍有不從就會遭到毒打，不管她怎樣痛苦地哀求和拼命掙扎，他們都不理睬，直到昏死過去才罷休。

　　除正規慰安所外，日軍當年還在據點、炮樓里和流動軍營里建立臨時慰安所，里面的“慰安婦”幾乎都是海南本地婦女。她們不僅是日軍的性奴隸，還是日軍的勞工，被迫做苦力。

　　日軍占領保亭南林峒后，開始修建三亞到南林桐的公路，據了解，已經去世的老人譚玉蓮，就是第一批被征集的勞工。當勞工的第二天，她就被日軍強奸，隨后她與另外三名女性成為日軍的慰安婦，白天曬鹽、煮酒，還要為日軍洗衣服、打掃衛生。晚上則隨叫隨到，稍有不從便會遭到毒打，被日軍奴役直到抗戰結束……

　　解放后，村里人都知道她們做過“慰安婦”，沒有人愿意娶她們，甚至，還有人在她們背后指指點點，背地里稱她們“日本娘”。

　　1957年12月，32歲的陳亞扁嫁給了同村的一位鰥夫，然而婚后不到一年，丈夫便去世了。三年后，陳亞扁再次嫁人，因曾飽受日軍摧殘，患了嚴重的婦科病，她先后9次懷孕，其中8次或流產或死產，到40歲時才生了一個女兒。

　　現在，老人們大多渾身是病，頭、頸、腰、腿等多個部位傷患疼痛，幾乎每個人都有風濕病，有些已不能行走。對她們而言，日本鬼子是魔鬼般的存在，日軍的暴行仍歷歷在目，她們中的大部分人至今生活在70多年前恥辱的陰影中，心靈備受煎熬。

　　林愛蘭，1926年生，現住臨高南寶鎮敬老院。她向我們展示抗戰勝利60周年的紀念章。

　　李美金，1920年生，澄邁中興鎮土龍村人。熱情樂觀的老人，在家門口一直以笑容迎接我們。

　　無言抗爭

　　96歲的鄭亞洪，現已癱瘓，不能行走，每天靠孫子把她抱到屋檐下休息。她是陳亞扁的同村，現居陵水縣祖關村委會祖孝村。她是陳厚志整理陳亞扁的口述時發現的，原來鄭亞洪也曾是“慰安婦”。也許是日子太苦了，看到我們一行人，老人的情緒特別激動，抱著來看望她的鐘惠明先生痛哭不已。老人只是大哭，并沒有說什么，熟悉情況的志愿者陳厚志介紹道，老人的兒子已經不在了，白發人送黑發人，孫子尚小，全靠兒媳一人支撐起整個家。

　　記者此時想上廁所，同行的志愿者告訴記者，他剛剛找過，附近沒有廁所。

　　老人家沒有廁所，老人臥室的居住環境，更是難以想象的簡陋，與其說是臥室，不如說是臥“棚”，一間低矮、狹窄的茅棚。屋里放著一個梳妝臺，陳厚志告訴記者，這是之前的愛心人士贈送給老人的。

　　沒有生育能力，疾病纏身，這對女人來說，尤其農村的女人，沒有后代，沒有勞動力，就等于沒有一切。

　　生活，甚至活下去本身，都很艱難。

　　雖然難，但她們沒有放棄，70多年前，她們都挺了過來，現在更要好好地生活。我們在敬老院看到陳亞扁老人的時候，她向我們吻手問好，她拉著記者的手，放在嘴邊，吻了一下，讓記者坐在她身邊。

　　她一直拉著記者的手，看著我們，眼睛里似乎有千言萬語，但卻什么也沒有說，只是用手握住記者的手，時不時的摩挲記者的手背。同行的攝影師看見這一刻，紛紛舉起相機拍照。

　　那一刻，時間似乎靜止了，唯獨感覺到一只骨瘦如柴卻又蒼勁有力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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