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產業發展已經到了一個節點——2001年，中國電影年產故事影片僅88部，全年電影票房只有8.9億元；2014年，年產故事影片達617部，全年電影票房330億元；今年前3個季度，電影票房已達到330億元，全年突破400億元指日可待。

　　毋庸置疑，保持著每年超過或接近30%增長幅度的中國電影產業，不但有效帶動了關聯產業的發展，也成為文化領域拉動內需、促進就業、推動國民經濟增長和轉型升級的重要產業之一。然而，中國電影業領域卻沒有一部專門法律，伴隨著電影產業的蓬勃發展，電影立法卻始終處于一個漫長等待中。

　　電影產業促進法被稱為“中國電影第一法”，早在2003年就啟動起草。經過12年的醞釀，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終于在不久前首次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審議。目前，草案正在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對于這部電影人期盼已久的法律，一些業內人士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認為，中國電影立法正當其時，須盡快出臺。

　　為電影事業發展提供持續發展動力

　　“最關鍵，最需要，最有利。”對于這部備受期盼的電影法，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副會長、劇作家和評論家趙葆華用三個“最”予以解讀。他認為，電影產業促進法是在最關鍵最需要的時候推出的最有利于電影領域的法律，將為中國電影事業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從法律層面維護電影的生態環境。“為了保護中國電影‘領土安全’,必須守土有責，守住自己的陣地。”趙葆華說。

　　中國電影業的發展正處于關鍵時期，為什么說是最關鍵，趙葆華回憶說，2001年，伴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當時電影業界可以說一片愁云慘霧，“好萊虎”要來了，中國電影懸了，很多人都開始對中國電影的未來喪失信心，認為國產電影會被淘汰出局。但是，從2002年電影產業化改革以來，面對好萊塢大片的挑戰，中國電影人展開絕地反擊，不但沒有被淘汰出局，而且一路蓬勃發展，一年比一年強。走到今天，中國已經成為電影大國，中國電影市場成為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這足以說明中國電影已經實現了歷史性大跨越，說明中國電影行業擁有巨大而旺盛的生命力，處在了最關鍵的發展時期。

　　之所以說現在是中國電影行業最需要法律的時期，趙葆華指出，好萊塢大片會在中國的電影院里復制美國的價值觀，這勢必會影響和改變中國的社會觀點。今后伴隨好萊塢大片逐年遞增的引進勢頭，大資本大明星大宣傳之下，面對外國電影在中國電影市場上攻城略地，中國電影如何發展尤為緊迫，這時候也是最需要法律來保障和促進的時候。

　　趙葆華同時認為，現在雖然票房上中國電影占上風，但是一些不好的傾向也同時出現。其一，過分倚重市場效益，常常以票房論英雄。其二，在創作上出現一種變異，過分倚重娛樂。“文藝不是市場的奴隸，必須要強調文藝的引領作用，這種思想應成為電影產業促進法的重要指導思想，法律必須要作出明確。”趙葆華說。

　　電影立法必須要支撐國家文化安全

　　在趙葆華看來，此次電影產業促進法的一個重要亮點和支撐，就是強調了保護國家的文化安全，強化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方向，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追求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

　　“這就為中國電影大發展作了很多法律層面的保障。”趙葆華舉例說，比如，在電影管理上簡政放權，實行零門檻的準入制，改變過去的高門檻，同時做好立項備案工作，防止在同一題材上重復投入人力物力財力，造成浪費。再比如，為了激發活力，規劃產業發展的秩序，草案加大了對國產電影的扶植力度，調動各種社會組織和社會資金積極性，投入到電影產業的制作發行放映中去。概括說，就是從法律層面，為電影產業的發展促成合力，簡化程序，疏通渠道。

　　趙葆華認為草案的另一大亮點是強調了終端管理。“這其實就是一種底線審查，也可以說是‘紅綠燈審查’,就是說電影制作，不能違背憲法，不能損害國家利益，不能教唆犯罪，等等。這些都是法律所不允許的。在此基礎上，草案尤其強調保護創作自由，風格特色不干預，藝術表達在憲法范圍內可以充分進行。進一步用法律保護創作自由，給中國電影的發展予以法律層面的支持和保障。”趙葆華說。

　　此外，草案還從法律層面確認了國家青年人才培養戰略計劃。“把發展電影產業納入到國家文化戰略和經濟戰略之中，維護國家文化安全，這是為電影行業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從法律層面保護和維護電影生態環境的健康發展。”趙葆華說。

　　用法律營造電影產業公平競爭環境

　　8年前，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國電影集團公司國家一級導演胡玫就提出了盡快給電影業立法的建議。不久前，胡玫的建議有了回音，她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列席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進行了審議。

　　“這幾天我的手機都被打爆了，我的同行知道電影業要有立法了都奔走相告，終于盼來這一天。在整個國家法律體系中，電影產業促進法并不是一部基本法，但是對于整個電影行業來說，這部法很大。”胡玫說，一直以來，電影行業沒有任何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法律，只有一些部門規章等。但電影行業現在呈現井噴式發展，最近十年，不管中國電影還是外國電影，在中國的票房都有大幅提高，尤其是國產電影的份額突飛猛進，讓人嘆為觀止。在如此井噴發展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有一部法律來規范一些問題，比如，境外合拍片、境外個人或集體在中國境內進行拍攝的問題，這些都涉及到對國家安全的保護，非常重要，法律在這方面不能繼續空白。

　　電影導演、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梁明在接受采訪時稱，制定電影產業促進法最重大的意義之一，就是讓電影人終于步入了有法可依的時代。“過去在電影產業只有一些規章制度，導致管理過程中變數太多，現在上升為法律，對電影人來說是好事一樁。有了法律來規范，電影行業的一些政府行為也納入法治軌道，從而營造公平公開的市場競爭環境。”梁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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