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第三方維權機構的服務水平和專業素養，決定其市場誠信度。因此，這類機構最好由專業人士來做，以保證其能夠專業地維護權利人的權益

　　連日來，不少微信公眾賬號的后臺都出現了一則留言，大意是該微信公眾號推送的文章未經授權，轉載了文章作者在知乎網上的文章。留言者稱，其受作者委托維權，按照與作者的約定，提供兩種侵權補償方案：支付稿酬，或者刪文加次日在頭條文章推送致歉聲明(注明文章、作者和出處，如需致歉模板請聯系本代理人)。

　　這則留言引起不少微信公眾號運營者的質疑，尤其對收取稿費一項，有公眾號運營者甚至認為，這是“以維權為名的惡意敲詐”。

　　在新媒體浪潮下，微信公眾號這一傳播形態發展迅速，但隨之而來的侵權行為也日趨增多，于是，第三方維權悄然登場。不過，對不少微信公眾號運營者來說，這種第三方維權的合法性似乎有待商榷。

　　微信公眾號侵權問題嚴重

　　“辛辛苦苦忙活幾天寫出的文章，到頭來卻給別人做了嫁衣”，由于互聯網傳播的即時性，“被侵權”成為不少原創作者最苦惱的一件事。

　　根據《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二條規定，任何組織或個人將他人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提供，應當取得權利人許可，并支付報酬。

　　毫無疑問，“不打招呼就拿走”的行為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權。

　　相對于傳統的線下侵權行為，由于不需要紙張、印刷等成本，使得互聯網侵權的成本極低，基本上通過復制、粘貼就可以完成。這一現象在微信公眾號遍地開花的當下，則更為嚴重。加之微信公眾號定向推送的特性，使得被侵權作者很難發現自己的作品被別人盜用。

　　客觀來看，造成微信公眾號侵權嚴重還有另一個原因，即一篇熱點文章如果等到聯系上作者、取得授權再發布，很大程度上會錯過傳播效果最好的時機。

　　“慎重起見，我們會把作者及文章出處標在最明顯的地方。文章推送后，我們再跟作者聯系。”北京一位自媒體運營者告訴《法制日報》記者。

　　2014年9月3日，廣東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對首例微信侵權糾紛案作出一審宣判，認定中山暴風科技公司微信公眾號的擅自轉載行為侵犯了中山商房網科技公司的著作權，判令其賠禮道歉，并賠償經濟損失。

　　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一案例具有一定的標桿作用。可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一旦進入司法程序，即使贏了官司，權利人也要付出大量人力、財力和時間成本，這對不少微信公眾號運營者來說并不現實。這也是原創作者所面臨的問題，維護版權、打侵權官司折耗的精力成本過高。

　　作為微信公眾號的平臺管理方，騰訊微信團隊亦在全力打擊侵權行為。

　　今年4月28日晚間，騰訊微信團隊發布公告稱，自2015年2月3日發布抄襲行為處罰規則以來，近500個公眾號因抄襲侵權被處罰，超過3萬篇內容因此被刪除。

　　騰訊微信團隊稱，近3個月里，累計刪除抄襲侵權內容32000余篇，處罰公眾號497個。

　　在保護原創打擊抄襲過程中，微信平臺發現，有公眾號濫用原創聲明功能以及非舉報內容權利人但確認舉報他人抄襲的現象。對此，微信平臺已永久收回29個公眾號的原創聲明功能使用權限，并對14個不是舉報內容權利人但確認舉報他人抄襲的公眾賬號進行了封號處理。

　　不過，通過數據對比不難看出，這些打擊侵權的收效被微信公眾號龐大的基數所消解——2014年年底的數據顯示，微信公眾平臺已有580萬個公眾賬號，受到處罰的不過500個。

　　第三方維權合法性遭質疑

　　新媒體侵權現象越來越嚴重、作者本人維權成本過高，隨著此類現象的出現，第三方維權機構應運而生。

　　今年10月起，一家名為杭州快版科技有限公司的企業(原炒米網)對100家以運營微信公眾號為主業的公司向法院提起訴訟，以“侵犯原作者著作權”為由提出賠償。

　　被索賠的微信公眾號運營者的意見集中為：其要求賠償的數額過高(1萬元左右)，一次性告多家公司以及其代理律師追求庭外調解的態度，懷疑其為惡意敲詐或炒作。

　　對于這一質疑，快版公司的聯合創始人黃佼蕾對媒體稱，目前有10家已經完成庭外調解，賠償費用每篇3000元左右(其中有一家公司涉及兩篇文章侵權，共賠償3500元)。

　　黃佼蕾是這樣描述公司創立的初衷的：雖然國內越來越注重版權意識，但市場的整體教育還需要一段時間。正是基于這一點，他們決定先從追繳維權來切入，為作者提供免費律師資源，幫助教育市場，也為后續的付費轉載做鋪墊。

　　在維權方面，快版公司走的是訴訟程序，而專為知乎網站作者維權的“維權騎士”則是通過在微信公眾號留言的協調方式來維權。

　　無論是快版公司還是“維權騎士”，他們的行為最容易受到質疑的是，收取稿酬。有不少公眾號運營者甚至認為，這是敲詐行為。

　　“是否涉嫌敲詐，首先要看這家維權機構是否有基本資質。”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研究員徐新明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再次，要看這家維權機構是否取得相關著作權人的授權、許可。在不違反法律強制規定的情況下，第三方維權機構受著作權人委托進行維權的行為并無不妥。

　　亞太網絡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劉德良亦認為，只要第三方維權機構取得作者授權，這種行為無可厚非，這畢竟屬于私法領域。

　　針對第三方機構收取稿費是否合理以及是否有資格的質疑，徐新明說，如果著作權人與代理機構具有委托關系，那么這種收費行為便是合理的，因為這種委托關系是私權的行為。

　　維權應由專業人士來做

　　“維權騎士”與權利人的合作模式是這樣的：從侵權內容的搜索、已授權內容的管理，到維權溝通、補救及舉報整個流程，該公司通過產品及一攬子服務都包下來。收取的稿費五五分成。

　　受訪專家均認為，一旦第三方維權機構形成氣候，將有助于減少微信公眾號的侵權行為。

　　對于這一新生事物，徐新明認為，第三方維權機構的服務水平和專業素養，決定著其市場誠信度。因此，這類機構最好由專業人士來做，以保證其能夠專業地維護權利人的權益。

　　此外，徐新明認為，這類機構取得營業資質后，是否應由相關主管部門確定其性質也值得商榷，如其屬于法律服務類機構還是像律師執業一樣屬于特殊行政許可。

　　劉德良舉例說，也許一個公眾號在使用侵權文章前只有幾百或幾千粉絲，但被維權時可能已經成為擁有上萬粉絲具有一定商業價值的公眾號。所以，訴訟階段再去區分這些沒有意義。

　　被稱為“新媒體參謀長”的知名自媒體人范衛鋒對此的看法是：版權保護對自媒體行業發展極其重要，如果不保護，表面的繁榮之后一定是一片荒漠。有機構去做這件事對行業來說是好事，至于方法的正確與否交給法院來判定。原創的成本非常高，原創者應該得到應有的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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