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數量經濟理論方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蔡躍洲

　　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明年及今后一個時期，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標志著深化改革的重點正式由以往注重需求側管理轉向注重供給側管理。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供需錯配矛盾日益突出，其核心問題在于既有供給結構和生產能力難以適應需求結構的迅速變化。而需求結構轉換又是由我國自身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趨勢所共同決定的。

　　從國內發展階段來看，當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后期，人均GDP約為7800美元，躋身于中上收入水平國家。按照著名經濟史學家羅斯托五個發展階段的劃分，中國整體發展水平應該基本跨越“起飛階段”進入“成熟階段”；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甚至進入到“大眾消費階段”。跨越“起飛階段”之前，中國經濟屬于典型的“短缺經濟”，供需之間存在較大缺口，很多產品都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供給側形成生產能力后基本不用考慮需求側的約束；社會需求結構則以基本的生存、溫飽以及實現工業化為主要目標。在實現經濟趕超的起飛階段，圍繞上述需求結構形成了以傳統重化工業為主要特征、有效滿足中低收入水平需求的供給結構和生產能力。受資產壽命和更新周期等因素制約，供給結構和生產能力一旦形成，在較長時間內都將被固化。而在需求側，伴隨著發展階段的轉換，人們對高質量產品、高品質生活的需求迅速攀升，社會需求結構也在不經意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于是便形成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之間的錯配，并成為部分傳統產業產能過剩的重要根源。

　　從全球發展趨勢來看，以信息通信技術為代表，包括能源、原材料等在內的通用目的技術（General Purposed Technology, GPT）領域正不斷涌現出各種激進式創新，孕育著一輪新的技術革命。通用目的技術領域的激進式創新，創造出廉價且廣泛易得的新關鍵要素，如“數據信息”。圍繞“數據信息”這一新關鍵要素，生產、流通、支付、消費等方式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變革；電子商務、移動支付、智能制造、分布式網絡化生產、產業融合等等，各種新模式、新業態正在形成全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在新舊范式并存的階段，傳統產業既有產能與新范式下快速成長的全新需求同樣也是供需之間結構性錯配的根源之一。

　　未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須順應上述宏觀需求結構變化的兩大趨勢，加大技術創新力度，從既有產能和新增產能兩方面入手，優化供給結構、緩解供需矛盾、提高全社會要素資源配置效率。

　　一方面，著眼于提升產品質量和技術性能，對傳統產業實施大規模的技術改造和結構性重組，切實化解產能過剩，實現提質增效。傳統產業領域普遍存在的產能過剩，主要是產業低端產品的過剩而非產業本身；例如，在產能過剩較為突出的鋼鐵行業，高端的特種鋼材依然供不應求。政府部門應綜合運用財稅、信貸、產業等政策手段，支持過剩產業內部技術水平較高的龍頭企業，瞄準產業高端需求，加大研發和創新力度，特別是加強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與傳統產業的融合，不斷提高企業技術水平、產品質量和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向產業鏈高端穩步邁進。與此同時，要鼓勵有實力的企業，通過兼并重組等市場手段，對技術基礎較好既有產能進行整合，并實施相應的升級改造。至于產業內部技術和效率低下的落后產能、“僵尸企業”，在妥善解決好職工安置工作基礎上應予以堅決淘汰。

　　另一方面，還應瞄準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各種新興產業，特別是新一代信息通信、生物、新材料、高端裝備制造等領域，大力推進自主創新，不斷壯大其產業規模和國際競爭力。除綜合運用各種普惠性財稅政策外，政府部門需著力優化現行監管規制手段；要主動適應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要求，提高行業監管規制彈性，為新興產業發展預留更多空間，盡量減少滯后監管規則帶來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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