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0日，在亞投行創始成員國資格截止期限前夕，菲律賓“壓哨”宣布加入。回顧菲加入亞投行的過程，可謂一波三折。菲是亞投行首批21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之一，但隨后在眾多西方大國紛紛加入的情況下，菲卻一度打起了退堂鼓。就在外界對菲加入亞投行一事幾乎遺忘之時，菲又搭上末班車。

　　菲律賓為何“起大早，趕晚集”？菲律賓德拉薩大學學者路西奧·皮特羅對本報記者細說了其中原委。

　　2014年10月24日，菲財長普利斯馬在北京正式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菲律賓成為最早支持成立亞投行的國家之一。對此，皮特羅認為：“菲政府當時的決定受到強烈的經濟驅動。”據《2014-2015全球競爭力報告》數據顯示，在受調查的144個經濟體中，菲基礎設施排名為91位，遠落后于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越南等東盟鄰國。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正是亞投行的價值所在，可為菲基礎設施項目提供額外的資金，繼而幫助菲律賓吸引更多外資，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此外，菲政府也不想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凡中國提議必反的破壞者”形象。基于這些原因，在很多國家仍猶豫觀望之時，菲率先簽署了有關支持成立亞投行的文件。

　　不過，菲律賓對亞投行的熱度并不持久。當看到美、日等西方盟國以各種理由公開對亞投行表示質疑時，菲的態度開始變得曖昧起來。皮特羅解釋說：“在歷史上，菲律賓和美、日領導下的全球和區域財政金融體制聯系密切，挑戰這一傳統不容易。”早在1944年，菲律賓就參加了確定戰后國際金融和財政秩序的布雷頓森林會議。1966年成立的由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簡稱亞行）更是將總部設在馬尼拉。“作為亞行總部的所在國，菲加入亞投行更具敏感性。菲領導層不想在推動亞投行這件事上表現得過于主動和直接。”而亞行似乎也投桃報李，于2015年7月大幅增加了對菲律賓的貸款額度。“在一些人看來，這是亞行在試圖抵消假如菲不加入亞投行所帶來的損失。”

　　然而，到了2015年9月，情況發生了微妙變化，亞行和亞投行開始探討共同投資問題。在皮特羅看來，這意味著兩大區域性銀行在亞洲地區發展問題上開始視對方為伙伴而非競爭對手，使得菲政府不得不重新慎重考慮是否加入亞投行。

　　雖然如此，菲律賓并未即刻宣布加入亞投行。皮特羅認為，這主要是因為：一方面菲想先等待觀望這一新區域性協定的效果，再決定是否加入；另一方面，創始成員國和后加入成員之間似乎權利差別不大，削弱了菲急于加入的動力；此外，菲當前實際上不是很差錢，其面臨的真正問題是官僚主義嚴重、工作效率低下。

　　隨著其他56個意向創始成員國家陸續正式加入亞投行，以及外界對亞投行的質疑聲漸弱，菲律賓最終還是趕在截止日期前決定加入。皮特羅說：“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看，菲加入亞投行均受益頗多。多一條新的借款渠道總歸是好事。況且，在國家經濟出現困難，無能力對自融資基礎設施項目提供支持時，亞投行成員國資格可以確保關鍵基礎設施項目投資的連續性。”

　　皮特羅認為，菲加入亞投行有助于改善菲中雙邊關系。“加入亞投行表明，在處理對華關系時，菲政府可以將領土和海洋糾紛區別開來，使這一糾紛不至于外溢影響到雙邊經貿往來。”他指出，菲加入亞投行意味著所有10個東盟國家現在都成為亞投行成員，這有助于鞏固東盟和中國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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