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APEC峰會上也指出，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是我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的重要特點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雖然針對經濟結構不優的質疑一貫有之，但這些經濟結構特征總體上都是與我國特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轉換，經濟結構優化開始呈現出明顯的特征性事實：一是服務業增加值占比超過第二產業，二是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增速高于工業平均增速，三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投資。由此，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開始呈現出“質量更好，結構更優”的特點。

　　產業結構：由中國制造轉向中國創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遵循發展經濟學提出的三次產業發展規律，大力發展重化工業，并結合勞動力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加快推進工業化進程，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產業體系，成為了名副其實的“重化工業大國”和“制造大國”。但是，隨著我國工業化階段的轉換和國內產業發展演進，傳統成本比較優勢也在弱化，而傳統產業出現了大規模過剩情況。應在中國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把握全球新一輪技術與產業革命的機遇，不斷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加快產業轉型升級，以“中國創造”的標簽替換“中國制造”。

　　新興產業將成為支柱產業。改革開放之初，為了解決國內消費品短缺的短板，我國加快發展輕工消費品產業，加之放棄了之前的優先發展重化工業戰略，重工業比例逐步下滑，而輕工業比例迅速上升；20世紀80年代一直到2000年以前，我國重工業和輕工業同步發展，重工業比例和輕工業比例都維持在50%左右的水平，略有波動（見圖6-1）。本世紀以來到2008年，隨著我國重化工業化程度的不斷加深，重工業在工業中的占比迅速攀升至70%以上，而輕工業則下滑至30%左右的較低水平。與此同時，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占比也一直維持在20%左右的高水平。與之相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占比較低，在較長時間停留在5%以下的較低水平。

　　金融危機以來，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逐步優化與調整，重工業比例開始逐步下降，而輕工業比例則開始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特征。與此同時，勞動密集型產業占比也開始逐步回落，而高新技術產業的占比大幅提升，2013年在工業中占到了13%以上的份額，為歷史最高水平。事實上，從行業上看，傳統行業利潤同比連續下降，2012和2013年鋼鐵行業利潤同比下降125%和324%，煤炭行業下降10%和30%，機械行業下降34%和11%。在這種情況下，從2012年開始，我國加快治理鋼鐵、水泥、玻璃、電解鋁等傳統行業，化解過剩產能。

　　與傳統產業發展降速相比，我國高技術產業，特別是戰略新興性產業的發展速度很快。2013年，我國高技術產業在GDP中的占比已經超過了13%，而戰略性新興產業占比也超過了5%（見圖6-2）。根據戰略新興產業規劃，到2020年，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產業將成為國民經濟的四個支柱產業，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為先導產業，其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15%以上，部分產業和關鍵技術躋身國際先進水平，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產業將成為國民經濟新的支柱產業，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產業將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未來，以信息化、智能化、綠色化和服務化為主要發展方向的現代產業將成為我國重要的產業導向。

　　新型業態將重塑商業模式

　　2008年以后，隨著我國工業化進入中后期階段，服務經濟發展開始提速，二產占比開始小幅下降，而三產比例開始逐步上升，2013年三產比例首次超過二產比例。在這個階段，服務業主導地位開始顯現，而與之相對應的商業模式創新成為產業發展的重要引擎。

　　從服務業內部結構看，20世紀9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傳統服務業總體下降幅度較為明顯，而包括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等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加快，其占比也大幅提升；2008年金融危機后，生產性服務業占比出現短暫下降趨勢后開始恢復到35%以上的歷史較高水平，特別是金融、專業服務、現代物流等高端生產型服務業發展迅猛，成為產業升級的重要支撐。

　　與此同時，代表新一代業態模式的互聯網經濟近年在我國發展迅速。根據麥肯錫的研究，2013年我國互聯網經濟占GDP的比重達到4.4%，占比已經超過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互聯網經濟規模總量僅次于美國（見圖6-4）。在他們的研究中，考慮到互聯網的發展速度和各行業的運用程度，預計2013-2025年，互聯網將幫助我國提升GDP增長率0.3～1.0個百分點。這就意味著，在這十幾年中，互聯網將有可能在我國GDP增長總量中貢獻7%-22%；到2025年，這相當于每年4萬億到14萬億元人民幣的GDP總量。事實上，我國信息經濟的快速發展已經開始逐步改造舊的商業模式，逐步為商業模式創新提供堅實保障。

　　新式組織將改變生產方式。集聚發展、規模發展是后發國家推進工業化的重要組織方式。建國后，我國為了加快推進工業化，實行了以“廠區”為基本單元的集聚模式，實現了重工業的規模化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力推進經濟開發區或工業園區建設，通過空間集聚和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快工業發展速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正在被一些后發工業化國家所模仿。

　　但是，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推進，前期以地方政府投資沖動為動力建設的產業集聚區不計其數，而大量傳統產業也面臨著過剩的危險。因此，新常態下我國產業的生產組織要相對集中，必須有效化解地方的產業保護主義和區域市場分割，在傳統產業領域加快支持企業兼并重組，促進生產相對集中，讓產業資源在區域間流動起來并優化配置，這是化解產能過剩的重要方面。在這樣的政策導向下，未來我國產業發展的組織將會更為集中，各地區產業趨同的現象有望得到一定程度地遏制。

　　與此同時，隨著信息技術向產業領域滲透，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在全球展開。第三次工業革命起始于現代網絡理論和人工智能理論的科學突破，推進工業技術范式呈現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化特征，形成大規模定制模式的生產組織模式，導致生產要素從低端制造工序流向高端制造工序以及從非個人服務部門流向個人服務部門重配，并由此對經濟結構產生深遠影響。在新一輪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的背景下，以產業邊界模糊化、組織網絡化和集群虛擬化組織特征的“大規模定制模式”成為工業領域的主要生產方式，形成了以“可重構制造生產”為核心的工業生產組織系統，增強了產品零件的通用性，使得工業生產包容性和靈活性更為突出，極大降低了工業產品開發費用以及生產環節的制造成本，增加顧客可感知的外部多樣性。在這種趨勢下，我國新常態的產業組織方式可能也面臨著另一個方向的調整，那就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征，大規模企業的作用將不如往日，而小微企業作用將更加凸顯。（作者：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流通與消費研究室副主任王蘊，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曾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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