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名年輕人一次心血來潮的速度比拼,在北京市朝陽區的大屯路隧道內制造了一場嚴重交通事故。蘭博基尼轎車與法拉利轎車在高速行駛過程中與隧道墻壁和道路護欄發生碰撞,幾近毀損,車上一名女乘客受傷。最終,經過法院的審理,兩名肇事者以危險駕駛罪分別被判處拘役5個月、罰金1萬元和拘役4個月、罰金8千元的處罰。

　　這起案件從發生之時便廣受關注,“豪車”效應還帶來了關于肇事者背景的各類猜測。最終,案件在短短40天內就順利辦理完畢。通過法官的釋法說理,判決結果不僅為被告人及被害人所接受,亦得到了公眾的認可。

　　現在,兩名年輕司機唐某和于某已服刑完畢開始了新的生活。《法制日報》記者在回訪時發現,案件在辦理中所發生的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情節,深深留在辦案民警、檢察官、法官等很多人的腦海中。

　　大屯路夜演速度與激情

　　2015年4月11日晚上9點多,北京鳥巢附近的朝陽區大屯路隧道內仍不時有車輛通行,一輛駛入隧道的綠色蘭博基尼轎車稍作停頓后,突然開始倒車,另一與之同行的紅色法拉利轎車則直接逆行,兩車保持如此姿態行駛了約200米后,調整好位置,并排停在車道內。

　　幾聲轟鳴后,兩車開始急劇加速,在隧道內飛馳前行,約13秒后,兩輛車駛入隧道的露天路段,通過現場監控錄像可以清楚看到,當時外面正在下雨。隨后,兩車相繼失控,并發生了事故。

　　事故場面可謂“慘烈”,蘭博基尼轎車直接被撞毀,法拉利轎車也損毀嚴重,隧道內的交通設施則被嚴重損壞。坐在蘭博基尼轎車副駕駛位置上的女乘客徐某,成為此次事故中唯一的傷者。

　　據了解,唐某和于某此前就認識,事發當天和朋友一起來到大屯路隧道,就是為了“比比速度”。根據事發后專業鑒定機構的鑒定結果,唐某駕駛的蘭博基尼轎車最高速度超過每小時179公里,于某駕駛的法拉利轎車最高速度也超過每小時165公里,然而,此路段的限速僅為每小時70公里。

　　事發之后,唐某聯系朋友將受傷的徐某送到最近的醫院,于某則打電話報警,之后兩人便在原地等待警察來處理。

　　2015年5月21日,此案在朝陽區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由于案件備受關注,當天的庭審被安排在朝陽區法院的大法庭進行,40余家媒體將大法庭的旁聽席占去了一多半,數不清的攝像機和照相機將前排擠得密不透風。由于案件適用的是簡易程序,審判臺上只有主審法官劉礪兵一人,與旁聽席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劉礪兵的主持下,庭審進行得非常高效。法庭上的唐某和于某對自己追逐競駛的事實都表示認可,對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也不持異議。僅1個小時,這起“熱度”頗高的案件便全部審理完畢,短暫休庭后,案件當庭宣判。被告人席的兩名年輕人聽到宣判結果,平靜地表示接受。

　　10天后,這份判決生效,唐某和于某依法被收監,這起“飆車案”落下帷幕。

　　案件如何定性存在爭議

　　“大屯飆車案”從案發到作出判決一共只用了40天,一切看起來都在按部就班地進行,波瀾不驚。可在此案承辦檢察官朝陽區檢察院公訴二處黃成印象中,從接手這起案件到提起公訴的短短十幾天,也像是經歷了一場“生死時速”。

　　“事件發生后,我在媒體上第一時間注意到了相關的報道,潛意識里感覺,這起案件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可能會移送到我們院。結果,幾天之后,案子果真就到了我們這里。”黃成的“預感”應驗時,案件其實還在公安機關偵查階段。

　　大屯飆車事件被曝之后,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由于涉及“豪車”,各種關于車主身份、處罰情況的猜測開始快速傳播。偏偏此案在罪名的認定上,特別是在最初證據尚未收集充分的階段,確實存在模糊地帶,就連公安機關內部都存在分歧。針對這種情況,公安機關根據與朝陽區檢察院之間此前就已建立的重大案件“引導偵查”工作機制,向朝陽區檢方提出了提前介入的申請。黃成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接觸這起案件。

　　“因為案件受關注度高,我們院專門成立了辦案小組,我也有幸成為其中一員。”黃成在接受記者回訪時說,在審查了案件初期證據材料后,辦案小組進行了充分討論,最后還是覺得,按照危險駕駛罪定性應該是正確的,并據此給公安機關列了一個補充偵查的提綱,要求公安機關繼續開展工作將證據補充完善。

　　據黃成介紹,這起案件從表面上看可能涉及的罪名包括危險駕駛罪、交通肇事罪以及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據刑法的相關規定,三個罪名的量刑幅度差距很大,危險駕駛罪的最高刑為拘役6個月并處罰金,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起刑就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也就是說,兩人被控罪名的不同,意味著可能面臨的懲處結果差別巨大。

　　“更為棘手的是,兩人當時處于被羈押狀態,不同的罪名關系到兩人能否被逮捕,是否需要變更強制措施。根據法律規定,可能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嫌疑人才適用逮捕的強制措施。”黃成解釋說。

　　還有另外一個棘手問題,就是時間。因為這起案件從刑事偵查階段起,采用的就是刑事速裁程序,這不得不讓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快馬加鞭,加速辦案。

　　一段視頻引發虛驚一場

　　記者在回訪時了解到,此案由于具備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被告人自愿認罪等條件,公安機關決定采用刑事速裁程序快速辦理,到了審查起訴階段仍然是按照刑事速裁程序在進行。

　　也就是說,如果是普通程序辦理的案件,審查起訴期間最長可以達到45天。但是根據速裁程序的要求,這個期限只有10天左右。

　　“這個案件看起來簡單,但實際上存在很多復雜因素,10天的時間,對于我們審查起訴工作來說,意味著分秒必爭。”盡管前期已經介入,但是拿到案卷后全面審查公安機關補充的新證據,黃成幾乎用了一整天時間。

　　當時,對于案件能否構成交通肇事至關重要的公私財物損毀情況尚在鑒定中,肇事者家屬雖然表示了賠償意愿,可雙方卻因為對賠償比例存在爭議,還沒有履行賠償義務。

　　“如果賠了,就涉嫌危險駕駛；如果不賠,就涉嫌交通肇事,這一情節事關案件定性。”黃成說,“起訴期限臨近屆滿,當事人仍然沒有賠償,我們只得確定先按照交通肇事罪進行準備,但也做好按照危險駕駛罪起訴的預案。”

　　果然,兩名嫌疑人的家屬在審查起訴期限前一天臨下班的時候,將賠償的相關證據交到了檢察院。拿到這份證據,檢察官立即啟動預案,連夜加班準備材料,最終以危險駕駛罪對兩名被告人提起公訴。

　　記者回訪時了解到,類似的“緊張時刻”不止一次。

　　就在案件即將開庭之際,電視臺突然播出了一段看上去很像是被告人被訊問的視頻,在這段視頻中,被告人否認自己當時是在追逐競駛。可無論是檢察官,還是正在準備開庭的法官都沒有見到過這個視頻,而最要命的是,視頻中當事人的陳述與在案的證據不符,很可能影響到對被告人自首情節的認定。

　　視頻一經播出,所有辦案人員頓時緊張起來,立即對視頻的來源和內容進行核實。后來發現,這只是一段為了節目需要而特別錄制的問詢畫面并且經過了剪輯,并不是公安機關正常采集的口供,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公安機關也對此進行了說明,這才沒有影響到案件的正常審理。

　　不制造可供“猜度”熱點

　　案件訴到法院,黃成的“快馬加鞭”算是告一段落,而接過辦案“接力棒”的主審法官劉礪兵,對這起案件的“熱度”還完全無感。

　　劉礪兵從事審判工作9年,已經成為朝陽區法院刑二庭的“中堅力量”,鑒于此案前期的關注度和對于定性的爭議,領導專門選擇了比較有經驗的劉礪兵擔綱此重任。劉礪兵是在接到案件上網搜索后,才意識到這起案件所面臨的輿論壓力,他隨即決定,這個案件的辦理必須嚴格、規范、透明,不能再制造出任何可供“猜度”的熱點。隨后的整個辦案過程,也確實是沿著這個原則在進行。

　　劉礪兵遇到的第一個關鍵點就是兩名被告人的取保候審。

　　“案件起訴到法院時,兩名被告人仍處于被羈押狀態,大約10多天后,兩人的刑事拘留期限屆滿。由于是以涉嫌危險駕駛罪被公訴,不符合逮捕條件,依法應該轉為取保候審。可當時輿論的關注度一直很高,還夾雜著各種猜測,被害人一方的情緒也波動較大,如何讓變更強制措施不至于引發新的炒作,影響案件辦理,我們認真進行了研究。”劉礪兵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回訪時回憶說,經過與院領導和相關部門共同商議,決定按照司法公開的要求,第一時間通報消息。

　　隨后,朝陽區法院通過新聞宣傳部門及時將唐某和于某取保候審的消息公之于眾,并對為何改為取保候審進行了充分說明。在此之前,劉礪兵則專門與在案件中受傷的徐某一方進行了細致溝通,對案件辦理程序進行了解釋。

　　變更強制措施一關平穩度過,接下來,劉礪兵面臨的第二個難題,便是兩名被告人對徐某的賠償問題。

　　“起訴前,兩名被告人對交通設施損失的賠償已經到位,但是對傷者的賠償卻仍未解決,正因如此,案件到審判階段終止了之前的刑事速裁程序,轉為簡易程序審理。”劉礪兵告訴記者,對傷者的賠償能否調解解決,將對刑事案件的判決產生很大影響。

　　當時,徐某由于受傷仍然在醫院接受治療,總體的治療費用和后續的治療情況都還不確定,如果雙方無法達成調解,徐某一方可能會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也可能在刑事案件判決后另行提起民事賠償之訴。但是,無論哪種選擇,都意味著徐某要自行墊付全部治療費用,而且無形中要將這次事件對幾個人生活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既不利于保護徐某的權益,也在無形中對司法資源造成浪費。

　　基于這種考慮,劉礪兵決定,盡可能在刑事案件審理階段將民事賠償的問題徹底解決掉。但是,這項調解工作做起來卻比看起來要困難得多。

　　苦口婆心調解促成賠償

　　事發時,徐某坐在唐某副駕駛的位置,且沒有系安全帶,事故造成徐某“腰椎爆裂性骨折”,經鑒定構成輕傷一級。唐某和于某被羈押后,徐某一直在醫院接受治療,根據診斷,受傷影響到其一定的運動機能,后續還要繼續接受康復治療。在這種情況下,徐某一方希望對方的賠償盡可能地充分。

　　但是,從唐某和于某的角度出發,兩人的一時興起帶來了牢獄之災,已經付出沉重的代價,就不應該再承擔過重的賠償責任。而且,在事發之后,唐某已經支付了徐某大部分的治療費用,覺得已經彌補了對徐某造成的傷害。因此,案件從偵辦到審判階段,兩名被告人家屬對徐某一方賠償的態度并不算積極。

　　在這種情況下,劉礪兵的調解工作可謂“苦口婆心”。“由于簡易程序的審限只有20天,除去閱卷、送達等必須的工作,剩下的時間滿打滿算就只有一周,只能抓緊時間高密度地給雙方做工作。”劉礪兵告訴記者,在短短一周內,劉礪兵組織兩名被告人和被害人家屬的當面調解就有6次之多,平時的電話溝通更是不間斷。圍繞雙方爭議較大的賠償數額、能否一次性解決等問題反復給三方做工作,終于在開庭前促成了調解協議的達成。

　　劉礪兵說,這幾乎是他辦案以來制定的最為復雜的調解協議了。

　　調解協議的達成為刑案的審理掃清了最后障礙,案件如期開庭。不過,庭審對于劉礪兵和黃成來說依舊不輕松。

　　“由于案件很受關注,現有證據,特別是大量的多媒體證據如何出示、如何解釋,我們先后制定了兩套非常細致的‘庭審預案’。盡可能保證精簡、直接地證明案件的關鍵事實。”黃成告訴記者,開庭前一天,他還在加班修改庭審方案。

　　劉礪兵作為主審法官,要主持一場將有大量媒體現場旁聽、大量網友在線關注的徹底公開的庭審,如何控制庭審節奏,保證庭審效果,都必須思慮周全。最難的是,對于輿論始終存在爭議的涉案罪名、量刑標準等熱點問題,應該如何回應,如何讓不具備法律專業知識的大眾都能理解并接受,他還要承擔起釋法說理的艱巨任務。

　　庭上較量加庭后釋法

　　“公訴人就算預案做得再充分,也不能排除意外情況的發生。”黃成經常說的這句話,在大屯飆車案的庭審現場中又一次應驗——在法庭上,被告人唐某突然翻供。

　　法庭上,公訴人在詢問唐某事發當時的具體情形時,唐某回答:“事故發生后,我和于某商量后決定讓于某撥打電話報警,然后我們就在原地等警察來。”根據這一回答,唐某當時是和于某協商報警的,而在此前的口供中,唐某從來沒有提到過這一點。

　　“是否協商報案將影響到法庭對唐某是否構成自首的認定,我們也預料到,他的辯護人在辯論階段一定會圍繞這一點展開辯護。”黃成告訴記者,“為了給后續的質證和辯論奠定基礎,我立即根據他的回答,對他展開了訊問。詳細追問他在什么時間與于某進行了協商、在什么位置協商的、用誰的電話報的警等,我們掌握著現場的錄像資料,如果需要隨時可以在庭上出示,證明唐某的陳述與現場情況不符。”

　　在強有力的證據面前,法庭最終沒有認定唐某構成自首的辯護意見,支持了公訴方的起訴。

　　做公訴人的時間越長,黃成越覺得:“工作中沒有真正的‘小案子’,每次庭審都必須做好預案,庭上說的每一句話都要有證據來支撐。”

　　案件當庭宣判,判決結果基本與檢察機關的預期基本一致,黃成的工作到此便算圓滿結束了。對于劉礪兵而言,剛走下審判臺,便立刻站到了媒體的聚光燈下。

　　面對各路媒體對案件罪名的追問,劉礪兵早已做好了準備,詳細進行了解釋。“危險駕駛罪包括兩種行為,一是在道路上追逐競駛,二是在道路上醉酒駕駛,且要達到‘情節惡劣’的情形。本案中,兩被告人在城市道路采取超速駕駛的方法,主觀上具有刻意追求超越對方的意圖,為顯示車技、比拼車輛性能而駕駛機動車相互競賽、追趕,同時發生交通事故,已經符合了‘情節惡劣’的條件,但還沒有達到交通肇事罪所要求的特定的損害后果,因此應以危險駕駛罪定罪處罰。”

　　至于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區別,劉礪兵解釋說,后者需要行為人主觀上對危害公共安全后果的發生持故意心態,客觀上要求對不特定多數人的人身、財產安全造成具體和現實的危險。本案中,兩名被告人都有駕駛執照,具備一定駕駛技能,也沒有飲酒、吸毒等行為,其事發地點和時間選擇了該路段車流較少的時刻,因此兩人對于發生事故、造成經濟損失和人身損害不存在追求或者放任的態度。

　　劉礪兵說,事后,他曾反復斟酌自己的上述回答,最終覺得自己的解釋是站得住腳的。面對刑法修正案(八)所規定的危險駕駛罪,劉礪兵還根據自己的審判經驗專門作了一些統計分析,并提出一些意見建議,希望能夠對始終呈上升趨勢的危險駕駛行為有所警示。

?

?

?

相關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