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雙11”購物狂潮后，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三棵樹快遞點堆滿了快遞。

　　中國高校傳媒聯盟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能夠收到上門快遞的大學生僅占6.74%——

　　校園快遞最后一公里的尷尬和機遇

　　2015年歲末，湘潭大學幾名法學研究生以不送件上門為由將快遞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對方賠禮道歉并賠償兩元的交通費。他們認為，根據《快遞市場管理辦法》規定，企業應當將快件(郵件)投遞到約定的收件地址和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快遞公司應當將快遞送到快遞單上的指定地點才算完成合同，否則就是違約。

　　消息一經傳出，立馬引發輿論關注。校園快遞的最后一公里派送連同當下快遞的種種弊病，再一次成為大學校園里吐槽和熱議的對象。

　　近期，中國高校傳媒聯盟面向全國100所高校的大學生發放問卷，調查結果顯示，25.84%的學生需在校園外領取快遞。在校園內取快遞的同學中，在快遞分發點領取的占81.2%，可以收到送上門的快遞的占6.74%。鮮有快遞直接送到快遞單上的收貨地點，已經成為校園常態。

　　如何解決校園快遞流通的最后一公里，已經成為高校學生群體的共同期盼。

　　取快遞需長途奔波還得排長隊

　　“同學你好，請在18點前憑取貨號到側門領取您的圓通包裹。”下午5點30分，剛到圖書館的張城就接到了取快遞的短信。

　　他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了。半年前，學校規范校園管理，學校里幾家快遞網點被遷除。從那以后，張城每次取快遞都要跑到1公里外的學生超市或校園廣場，來回需要半個小時。

　　“取不到”也是張城的一種煩惱，如果沒有按時到快遞員規定的地方領取快遞，就要等下次派送。

　　張城的學校位于貴陽市花溪大學城，在這座投入使用不到5年的大學城里，容納著十多萬名學生。這里有十來家快遞公司，每天有上萬快件流通。

　　“通常快遞公司會把快件放到學校商鋪的寄存處，或者在學校周邊找個地方集中堆放，通過短信或電話通知學生領取。”張城盤點著校園里常見的派送方式。

　　在南開大學校園里，“菜鳥驛站”的負責人表示，自己買下了中通、申通、圓通、韻達4家公司在南開大學的派送權。在學校規范管理前，他們會在食堂門口的空地搭建臨時帳篷，堆放快遞。

　　每天中午是學生取快遞的高峰期，學生分為2到4隊同時進行取件，每隊多時可達20人。學生憑號取件，最長需排隊15分鐘。為了維護校園交通秩序，學校保衛處數次要求將占地面積縮小到20平方米以內或分散攤點派送，在與“菜鳥驛站”商量無果后，后者決定租賃兩間平房作為派送點。

　　“能在校園內取快遞已經是太幸福的事，我們有段時間都要到校外，還要乘公交車或者打‘黑車’。”就讀于天津某職業院校的楊穎不無抱怨。

　　據楊穎介紹，自己的學校在一所教育園區內，有段時間以清除校園安全隱患為由，禁止快遞車輛出入，學生需到校園外3公里的地方領取快件。一時間，學校論壇、貼吧討論得熱火朝天。“街邊堆的都是快件，學生就圍在那里找，這樣就安全嗎？”

　　安全和成本成快遞進校園兩大障礙

　　在北京海淀區，中通快遞員郝陽一家人承包了某高校的快遞分包點。為了能進入校園進行配送，他向學校的一個第三方平臺繳納了費用。在學校提供的空地上，他和其他幾家快遞分攤費用，搭了棚子，并自費購置4排4米長5層高的架子用于擺放快件。

　　據他介紹，2015年每天的派件量有一二千件，“雙11”時達到3000件。郝陽說，他們派送一件快遞可以得到0.9元，去掉通訊費用和其他費用，每件大概能賺0.7元。“如果每個人一天送100件，我們需要20個人才能送完。其他學校和快遞公司也不這么干啊”。

　　南開大學“菜鳥驛站”的負責人王鵬表示，目前他們承擔了南開六成運貨量，運貨量每天維持在1700件左右。如果做到小規模、多設點分發快遞，需要至少增加3輛快遞車和3個配送員，“成本太高，基本上等于賠錢”。

　　從事快遞物流行業3年的余泫江是一名京東派件員，在網絡主頁上，很多顧客對他的評價是，有耐心，脾氣好。有些顧客還會選擇使用模擬幣送他禮物。

　　但他卻在最近的校園派送中接連遭到投訴，對于出現這樣的情況，余泫江也有苦衷。他表示，平時配送其他地址的快件，他都會把快件送到客戶留下的地址，但校園快遞行不通。有的學校保安不讓進，只能把車停在門外等著學生自己過來取件。

　　“進學校也要收停車費，如果我們開車進校園就得自己承擔停車費，1個月得好幾百，公司不會給快遞員報銷這筆費用的。”余泫江描述的理由也是很多快遞員派送快件時遇到的難題。

　　在筆者走訪的多所高校中，有多位保安表示，“安全隱患”是將快遞拒之門外的主要原因，“不僅是學校，現在很多小區、機關單位，不是也不讓快遞車輛進門嗎？有些快遞就是不規范，你從他的著裝、車輛就能看出來。學校要保證學生的安全”。

　　代收送業務有商機卻難成氣候

　　一天，顏川在收到匯通的取件短信后便要到校外參加活動，于是他打開“幫范兒”微信服務號，輸入姓名、電話、學號、快遞公司以及取貨碼，提交了快遞需求。

　　“幫范兒”是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鄭巖慶和同學于2015年9月開辦的創業項目，“師兄師姐幫你取快遞”是他們的宣傳口號。隨著快遞數目的增多，“幫范兒”雇用了非本校學生專職送快遞，目前已經累計送快遞超過1萬件。“幫范兒”的送貨員會替學生代收快遞，并且留下所有簽收快遞的清單。當代收快遞成功后，收件人在微信中可以看到快遞狀態變為“已代領”。

　　“幫范兒”的雇員和公司簽訂了合同，如果快件丟失，將由送貨員負責賠償。營業3個月來，鄭巖慶說他們只丟過兩個快件，一個價值5元，一個80元，和收件人說明情況后都以稍高于原價的價格進行了賠償。

　　在很多高校，一些“代送快遞”“將快遞送上門”的創業項目也因為快遞配送的末端尷尬而興起，這些團體在校園里負責為大學生領取快遞，再將快遞送到學生宿舍，向學生收取服務費作為代領快遞的酬勞。

　　“您的方便就是我們的方便，我們為您省時間。”在張城的學校，一家由幾個學生發起的校園快遞打出了這樣的服務廣告，這家校園快遞在校內與快遞公司合作，提供送餐、校園快件的寄送服務，如需使用這樣的服務，就向校園快遞繳納1至2元的服務費。

　　但在張城看來，他更愿找同學或室友代領。因為經常使用代領服務也是一筆不小的費用，學生團體尚未建立信譽保障體系，也是影響學生使用代收送快遞服務的主要原因。

　　代收快遞業務看上去紅火，但在接受調查的大學生中，利用第三方代取快件的僅占6.82%。

　　智能快件箱能否成為化解尷尬的神器

　　在余泫江負責配送的貴州師范學院，圓通、申通、天天、韻達等近10家主流快遞公司已經在學生超市或其他店面里安營扎寨，這些快遞公司通過與校園商鋪合作的方式開設網點。

　　大三學生陳尚剛承接了一家快遞公司在學校的代理業務，每天接收快遞公司送來的快件，簡單分揀后再短信通知師生領取是快遞網點的日常工作。陳尚剛算了一筆賬，快遞公司給他的工資和普通快遞員一樣，在他的快遞代收點，代簽一件快遞的收入在0.5到1元之間，扣除運輸費用、店面租金和人工工資，他每個月的實際收入不到3000元。

　　除了服務成本的制約，把快遞送到每一個客戶手中在陳尚看來是件難以完成的任務。學生時間不固定是原因之一，快件量大、底層快遞網點利潤低、主要靠規模帶動利潤等因素，也是羈絆校園快遞最后一公里的順暢。

　　為了打通“最后一公里”，多方都在努力著。在南開大學津南校區，校方設立了快遞公共服務配送中心，同時在政府補貼下，安裝了智能快件箱。

　　隨著智能快件箱的普及，或許校園快遞“最后一公里”的尷尬會被慢慢化解。但智能快件箱到底能否成為解決尷尬的神器，抑或滋生出新的校園難題，恐怕還得由時間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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