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等國家在經歷快速發展、人均GDP達到五六千美元以后，紛紛進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國的人均GDP已經接近8000美元，而且，推動經濟增長的傳統動力正在衰減，新動力還沒有形成，因此，說我國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并非杞人憂天。

　　但是，我們也有足夠的條件和能力來規避這種風險。首先，中國人有著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強烈，這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原生動力。其次，中國的城鎮化率目前只有56%，如果城鎮化率每年提升一個百分點，我國城鎮化至少還有20年的快速發展階段，這將為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市場空間。再次，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同地區的發展差距很大，在落后地區抓緊趕超和先進地區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可以形成推動經濟發展的強大勢能。比如，貴州、重慶過去比較落后，最近幾年通過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加上政策對路，經濟社會得到快速發展。同時，“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的發展戰略在2016年將由設計逐步進入實施階段，其產生的輻射效應是可觀的。第四，中國還是消費大國，可以形成自己的規模化市場優勢，可以培育較為獨立的完備的產業體系。我們只要通過加快推進供給側改革，提升供給品質和水平，完全可以滿足國內需求，進一步推動消費的增長。

　　也正因如此，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必須從提升全要素生產力的角度出發，極力改變新舊動力“青黃不接”的狀態，這就需要不斷加強創新驅動。一是通過制度創新，進行全方位的深化改革，釋放市場活力，提升市場效率；二是最大限度鼓勵技術創新，讓同樣的資本和勞動投入得到更多產出。通過這樣一系列的改革和創新驅動，實現在人口、資本、資源等要素受到限制的情況下，依然保持足夠的增長動力。

　　記者：看中國經濟，不僅要看其形，更要觀其勢。盡管我國經濟增速放緩了，但結構調整取得了扎實的進展。在您看來，我們為什么要強調結構的調整？目前結構調整面臨著哪些現實壓力？

　　潘建成：今天，我國正處于一個特殊的歷史關口，面臨著“供給沖擊”，這與上個世紀70年代的美國有不少相似之處。當年的美國由于石油價格暴漲，導致企業成本上升，物價上漲，帶來通貨膨脹。按照相關法案，美國不得不提高員工工資。而這又加劇了企業成本的上升，導致企業家信心受挫，生產積極性減弱。在此情況下，如果還用凱恩斯刺激需求的辦法來調控，只會造成更嚴重的通貨膨脹。因此，美國采取的是降低成本，改善供給環境，特別是通過大范圍減稅，減輕企業成本，提升盈利能力，引導企業正常進行生產，使整個經濟的循環被帶動起來。

　　今天的中國，同樣面臨企業投資信心減弱、生產積極性下降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背后，是企業剛性成本上升，社保和稅費負擔比較重，企業盈利能力下降；同時，PPI已經連續46個月同比下跌，企業利潤空間受到擠壓。而這些問題，都可以歸結為供給側的問題。這時候，如果還采取刺激需求特別是刺激投資的辦法，帶來的結果可能與前些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規模投資是一樣的——短期內可能會活躍經濟，但是會讓經濟結構粗放、不合理的問題更積重難返。

　　中央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短期內重點解決的問題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其中，去產能為首要任務。中央提出，要抓緊處置僵尸企業，這說明中央對僵尸企業妨礙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問題高度重視。僵尸企業不除，過剩產能不化解，去庫存的工作就很難徹底到位，去杠桿和降成本也會面臨較大的難度。這些受到救助的僵尸企業消耗了大量的資源，無形中增加了競爭的慘烈，使價格下跌更難止住，通過降成本來提高利潤空間就很難實現。此外，很多僵尸企業已經資不抵債，這些企業負債經營和擴大再生產，實際上加大了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

　　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家在紡織行業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勞動密集型行業化危為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現在，我們要在鋼鐵、煤炭等行業更堅決地處置僵尸企業，淘汰落后產能和化解產能過剩，并進行資源有效整合，使效率得到提升，并促進結構升級以及產品升級。

　　當然，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必須與經濟體制改革結合起來，特別是做好配套政策。比如，要與社會政策托底結合起來；要與國有企業改革結合起來，使國有企業的市場資源得到整合和提高；要與區域發展戰略結合起來，實現跨區域的協調整合。

　　記者：2016年，我們應如何更好地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潘建成：經濟發展提質增效，目前看應該主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要實現綠色發展，在生產、流通、消費等環節，都要盡量減少資源能源消耗，減少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要推動產品向中高端邁進，生產出更多附加值高、技術含量高的產品，提升產出效率。

　　而要解決上述兩個方面的問題，一要深入貫徹落實好十八屆五中全會確定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二要高度重視人力資本的投入。未來的經濟發展，靠的不再是簡單的資本投入，而是靠大量的技術創新，因此，大量的資金未必直接用于購買設備，而是要用于引進高素質人才。三要積極構建能夠更好適應創新活動的金融環境，使金融能夠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并助力提升經濟發展質量。此外，政府本身也要轉變觀念，改變規模擴張、大搞工業區規模的思維，轉向追求經濟發展質量，并在土地、稅收等方面給予創新企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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