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春青 繪

　　2月25日，四川省資中縣共家村共農小學新學期開學了，曾小霞又坐在了自己原來的位子上。

　　這個因寫信勸父莫離婚而備受關注的留守娃，這個曾發誓要用全部力量捍衛自己完整家庭的大眼睛女孩，與父母在江西享受了近半個月的團圓時光后，又返鄉了。在共家村的老房子里，她和爺爺相依。

　　難阻遠行父母，輕話離別淚濕巾……這不是曾曉霞一個人的故事，而是中國農村6000余萬留守兒童共同的現實處境。春節過后，大批農民工再一次踏上返城務工之路，骨肉離別再次成為不可回避的現象。然而為了追求更好的“錢程”，即便是兒女的錐心哭喊也沒能挽留住父母遠走他鄉的腳步。眼下，雖時值三月春回大地，但對留守兒童而言，卻是又一季“春”去“冬”來的煎熬。

　　團圓過后，一切如舊

　　“實在沒能力把孩子帶在身邊，但會更多顧及她的感受。”曾興軍已經買好了赴新疆的車票。今年春節，為了擠出更多時間陪伴小霞，他已經“奢侈”地把自己的假期延長至20天。但他還是要走，為了生活，也為了對家庭的責任。

　　妻子患尿毒癥需要透析維持生命，上有父母要贍養，下有女兒要供養，全家的生活都只靠曾興軍在新疆開貨車的收入支撐。一度熬不下去的他曾想通過離婚來尋求解脫，未曾想女兒的一封“勸父莫離婚”的手書，讓他的家庭困境一時間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2015年11月下旬，來自四面八方的愛心捐款，來自政府學校的關懷幫助，讓他家難熬的日子有了轉機。但曾興軍知道，自己家的日子還得靠自己扛著過。

　　今年春節，考慮到一家三口聚少離多，曾興軍提前請假回鄉，接小霞一同到江西陪伴妻子。盡管全家人一起的日子著實美好，但團圓過后，一切仍如舊。妻子因醫保緣故要繼續留在江西治療，小霞還是要回到四川老家讀書，而曾興軍自己也必須再踏上打工的路。

　　“為什么不留在四川當地謀一份職業？”面對記者的提問，曾興軍很無奈，“也想過，可在老家的收入養不活一家老小。”

　　“又和父母分離，小霞的情緒可能會有些波動，調整一段時間就會好的。”總計77名學生的共農小學，有66人是留守兒童。在該校執教20余年的尹樹彬把眼前孩子們的所有心事都看在眼里，但力所不及，她只能以自己最飽滿的精神狀態，讓學生們在盡量短的時間里走出與父母離別的傷感，“我們希望父母中至少留下一位能夠陪伴在孩子身邊，但現實總不能遂人愿。”

　　“不愿”與“不得不”

　　40歲的張曉燕是內江市資中縣明心鎮人，與丈夫常年在外打工，28歲時生下女兒，女兒從兩歲開始就一直交由爺爺奶奶照料。今年四川在瀘州和內江連續舉辦了兩場大型招聘洽談會，張曉燕原本計劃好今年就在老家找份工作，以方便陪伴女兒，卻偏偏沒找到合心意的活計。

　　“工資要比沿海低一大截，家里要全靠丈夫一個人的收入，壓力太大。”張曉燕告訴記者，夫妻倆在深圳服裝廠做普工，除去吃穿用度，每年差不多可以攢下4萬余元的積蓄。如果回鄉工作，則很難實現這一目標，為了孩子未來能夠有更好的生活和受教育條件，她還是決定回深圳工作。

　　“我當然不愿意離開女兒，可現實情況下，卻也不得不做出這樣的選擇。”2月19日，內江市晴空暖陽，當天張曉燕帶著婆婆與女兒一起到招聘會尋覓工作，最終的無功而返顯然讓她有些失望，但在記者面前，她只是笑呵呵地牽起女兒的手，長吁一口氣道：“沒事，總會好起來的。”

　　張曉燕不得不經歷的離別在現實生活中比比皆是。

　　“6000多萬的留守兒童中，15%的人一年都見不到父母一次，春天來了，留守兒童的冬天才剛剛開始……”正月十五元宵節，成都市檢察院未檢處在成都市金堂縣土橋鎮朝陽社區開展了一次以關愛留守兒童為主題的親子活動，現場參加活動的很多父母都已經打好行李準備返城，孩子們依偎在父母懷中的不舍令人十分心酸。該處負責人何娟深為留守兒童的處境唏噓，“其實孩子要的并不多，可是父母的陪伴卻成為他們眼中的奢求。”

　　理好“錢程”，才能捧起親情

　　“很明顯，更多的農民工在擇業時算的是經濟賬，但這也是無奈之舉。”西南財經大學法學博士王祥兵曾專注于農民工社會管理創新研究，在他看來，作為缺乏社會保障的弱勢群體，進城務工人員把現實收入看得極為重要。為了讓后代免受他們這輩人的苦，低文化水平、低技能的他們只能以最極端的方式尋求生活的轉折——通過犧牲家庭生活換更快財富積累，“畢竟先理好‘錢程’，才有能力捧起親情，這是由人類的需求等級決定的，而要改變這一現狀，政府作為尤為重要。”

　　2月19日，民政部負責人在國務院辦公會上稱，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強調了家庭的監護責任，個別“只生不養”的留守兒童父母可能面臨多種處罰，除此之外《意見》還強調了政府、社會、教育領域等多方面責任，并系統性提出了解決方案。此《意見》內容一經傳播后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這對于農民工家庭而言，是一個利好的信號。”成都市檢察院未檢處負責人何娟認為，這充分體現了國家層面對留守兒童問題的重視。一方面，對“只生不養予以處罰”的規定，說明了留守兒童已不再僅是農民工的家事范疇，明確建立完善家庭、政府、學校、社會齊抓共管的農村留守兒童關愛服務體系，表明了政府甘當其責的態度；另一方面，提出從源頭上逐步減少兒童留守現象的長遠目標，要求各級政府對農民工家庭更多幫扶支持和引導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更具重要意義，“提醒農民工莫忘親情賬，同時幫助農民工算好經濟賬鋪路，期待這一全方位的解題思路能為留守兒童驅散‘寒冬’共迎‘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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