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習近平同志提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來，這一判斷已成為我們認清形勢、迎接挑戰、推動發展的定盤星。隨著認識的深化和實踐的發展，新常態理論不斷豐富和完善，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對做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乃至更長時期的經濟工作具有重要指導作用。準確理解和認識經濟發展新常態、更加自覺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應科學認識新常態下的速度變化，努力做好經濟改革和發展這篇大文章。

　　新常態下的中高速有利于向更高發展水平躍升

　　中國6.9%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領跑世界主要經濟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在發達國家中，英美復蘇相對強勁，但經濟增長基礎并不牢固；歐元區和日本的結構性問題仍然突出，生產率和經濟增長表現均不盡如人意。在新興經濟體中，巴西和俄羅斯受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影響，經濟嚴重下滑，呈現滯脹特征；印度開始享受人口紅利，增長率逐漸高企。可見，在國際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長周期影響下，世界經濟整體表現出一種“新平庸”，但不同國家面臨的制約因素各異，呈現“遠近高低各不同”的景象。當前，中國經濟增速與前幾年相比有所下降。但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不同于世界經濟“新平庸”，不僅呈現出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和動力轉化的特征，而且經濟新常態下的中高速在世界上仍是較高增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15年世界經濟平均增長率為3.1%，美國經濟增長率為2.5%，歐元區為1.5%，日本為0.6%。顯而易見，中國依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經濟發展新常態是中國經濟向更高發展水平躍升的必經階段。從長期看，一個經濟體的增長速度呈現出一定規律性，即隨著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助推經濟較快增長的“低垂的果子”會逐漸減少，經濟發展在更高階段上只能取得相對較低的增長速度。從世界上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增速對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規律。按照2005年美元價格，2014年世界銀行所界定的低收入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低于1035美元）GDP平均增長率達到6.3%，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在1035—4086美元之間）為5.7%，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在4086—12616美元之間）為4.6%，而高收入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高于12000美元）僅為1.7%。這組數據至少說明兩個問題：一是當前中國經濟增速出現變化，說明中國已進入從中高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通道；二是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為7.3%，明顯高出與我國同等發展階段國家4.6%的平均增速，即使與低收入國家平均6.3%的增速相比依然較高。所以，我們自己不必在速度問題上過分焦慮，國際社會也沒有指責中國增速不夠高的理由。

　　新常態下的中高速有利于推動生產力水平整體躍升、實現各項既定目標。中高增長速度為中國經濟提質增效、轉型升級提供了前提，也為當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重大舉措奠定了基礎。粗放型發展方式受到資源環境制約已難以為繼，這是不爭的事實。如果經濟增速太高，就難以遏制各方面大干快上的沖動，經濟體系和生態系統都將付出沉重代價；如果增速太低，則會影響就業，妨礙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所以，應用積極心態看待新常態下的速度變化，采取積極行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推動中國經濟始終沿著增速合理、動力強勁、結構優化的軌道前行。

　　從供給側深刻認識新常態下的速度變化

　　有關測算表明，不考慮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增長，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從1978—2010年的年均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時期的7.6%，并將繼續下降到“十三五”時期的6.2%。如果考慮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增長，“十三五”時期潛在增長率則要高于6.2%。但潛在增長率是指一定時期由資源要素供給能力、生產效率和發展模式決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僅代表了一種增長的可能性，既不是實際增長率，也不是會自動實現的增長率。我國經濟從高速轉向中高速面臨諸多風險和挑戰，只有深入把握潛在增長率下降背后的深層次原因，主動作為、積極施策，才能成功實現增長階段的平穩轉換。

　　有研究認為，我國經濟增速下行的原因在于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外需不足。因此，從需求側發力可以推動經濟增長形成V字形的軌跡。這一看法沒有認識到增速下行以及潛在增長率下降的真正原因。習近平同志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

　　當前，我國潛在增長率下降主要是由供給側的生產要素相對稀缺性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的變化引起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與2010年前勞動年齡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撫養比顯著下降這一人口紅利直接相關，即勞動力“無限供給”提高了儲蓄率、延緩了資本報酬遞減、保持了勞動力和人力資本充分供給，并通過勞動力轉移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分析表明，1982—2009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中，近一半的貢獻來自農業勞動力轉移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2009年我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我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總量達到峰值，此后進入負增長。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意味著推動高速增長的傳統動力減弱，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

　　人口紅利消失的供給側因素導致的潛在增長率下降是趨勢性的，不可逆轉。但同時，當前還存在一些體制性因素從供給側提高了經濟活動的制度性交易費用和生產成本，而這些是可以通過改革矯正的。在這些可變因素和不可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國經濟不會硬著陸，而會經歷一個隨發展階段變化下行、隨后通過改革獲得新的增長動力遏止下行甚至改革紅利還能使潛在增長率得到回升的L形軌跡。

　　供給側影響增長速度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勞動力短缺導致工資持續快速上漲。據估算，2004—2013年，我國制造業單位勞動成本（工資與勞動生產率之比）上升了59.7%。雖然國外媒體所報道的我國單位勞動成本已超過一些發達國家并不屬實，但我國勞動力成本低的比較優勢的確在弱化。二是資本報酬遞減，投資回報率下降。隨著勞動力短缺現象普遍化，資本回報率顯著下降成為經濟增長減速的主要原因。三是2014年我國農村16—19歲的人口數量達到峰值，隨后進入負增長階段，勞動力轉移速度減慢，減緩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四是諸多體制性障礙提高企業交易費用、降低資源配置效率。經濟運行中存在的政府管制過多、審批過程繁瑣、稅費負擔以及社保繳費率過重、融資渠道不暢通、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要素價格扭曲、一些企業面臨歧視性待遇等問題，提高了企業的制度性交易費用，客觀上產生了抑制微觀領域創新的后果。五是結構性產能過剩比較嚴重，浪費了資源，壓縮了經濟增長空間。

　　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

　　當前，為避免經濟增速下滑過快，保持適度寬松的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是必要的。但超過“適度”范圍的強刺激，使實際增長率長期處于潛在增長率之上，會導致欲速則不達。首先，在傳統比較優勢減弱的情況下，政策刺激企業投資的效果也相應減弱。依靠補貼等辦法吸引企業貸款，往往會形成過剩產能，甚至制造僵尸企業。其次，基礎設施建設需求是由實體經濟派生的，這類投資一旦脫離實體經濟需求、超出補短板的限度，也會造成產能過剩，積累政府債務風險。第三，刺激政策釋放的貨幣量往往被投機性需求所吸納，外溢到房地產、股市、海外資產等易產生泡沫的領域，積累金融風險。因此，需求側的總量性刺激政策并不能培育出新的增長動力源，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的著力點必須放在供給側。應注意的是，潛在增長率下降由供給側因素引起，但并不等同于供給不足，所以供給側施力不是簡單地增加供給，而是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成本，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瞄準導致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體制性障礙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需要雙管齊下：一是對已經形成的過剩產能、高杠桿率和僵尸企業進行存量調整；二是加快形成新的體制機制，杜絕和防范在增量上出現低水平重復建設。有研究表明，讓無效率企業退出、讓更有創新性的企業進入和成長，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率可達到1/3—1/2。

　　以降低交易費用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切入點，從可以立竿見影產生改革紅利的領域率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與保持中高速增長不是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長的關系。改革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獲得真金白銀的紅利。行政審批、財稅金融體制、戶籍制度、國有企業、競爭政策等領域的改革，都會釋放顯著的改革紅利。

　　完善社會政策托底功能，守住民生底線，把改革紅利融入共享發展之中。化解過剩產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主要任務，必然牽涉到僵尸企業的破產和兼并重組。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越是深入，完善公共就業服務和社會保障的任務就越是緊迫。應加大勞動者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和力度，把改革紅利融入共享發展之中，提高人民群眾在共建共享發展中的獲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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