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畢業求職的時候，師姐妹當中流傳著一句話：“找工作，已婚有子的女博士（碩士）要比未婚的好找，未婚的要比已婚未孕的好找。”直白點說就是，用人單位希望你把孕產的事兒辦利索了再來，不要跑到單位來生孩子，更不要一來就生。

　　這不是段子。在我的一場面試中，競爭者中的一位女博士就直接和面試者說，學術和履歷上的成績您看簡歷就行，“我的另外一個優勢是讀博之前已經生了孩子，現在已經過了最操心的階段，很給貴單位省事兒。”也許就在這一瞬，一些“你懂的”默契在求職者和面試者之間達成。

　　十年寒窗過后，你在求職中撞上的第一個評判框架仍然是基于性別建立的，孕產期長短和其可能帶來的成本，仍然極大地影響著你的“性價比”。比這更糟的是，這種把求職女性分為“未婚”、“已婚已孕”和“已婚未孕”的分類現在仍然流行。而且，在就業已成買方市場的形勢下，在二孩政策全面放開之后，通過孕產問題來衡量女員工“性價比”的思維還在強化，更多女性要在職業前景和家庭愿景之間選邊站。

　　實際上，在既有職場生態和家庭分工下，“全面二孩”后職業女性所面臨的窘迫已經漸漸展現出來。由于基本公共服務保障不力，生育孩子所產生的教育、醫療等高額成本都被轉嫁在家庭身上，而家庭由此產生的過量勞動、精力消耗、生活質量的損失，則被無意識、大概率地轉嫁到女性身上。幾乎同時，她們還要面對職場歧視、職場邊緣人的尷尬以及就業、再就業的困境。

　　這種情況，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不經濟的。在老齡化社會的嚴峻趨勢下，“全面二孩”政策上寄托著很多社會發展訴求，生育已經不再是一種個人行為，也不單單是一種家庭行為，而是關系到人口結構、人口可持續發展、勞動力供給等幾個方面的社會行為。但“愿不愿生”“敢不敢生”的關鍵卻在于女性。如果多一次孕產期會帶來職場擠壓和職業犧牲，很多已婚女性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再生育問題上就會變得非常慎重；如果僅僅因為生兩胎的可能性就使自己在就業中陷入劣勢，未婚女性的孕產意愿也會趨于保守。

　　也可以說得更上綱上線一些——適齡家庭中女主人的態度，是決定“二孩政策”能否取得預期效果的關鍵變量。以提升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來增強家庭生育意愿的觀點，現在已經成為社會共識，但這是一件宏闊的事情，需要遵循長線邏輯。短期內最有針對性也最有效的辦法，恐怕應是以嚴打就業歧視、嚴防職場歧視為切入口，率先提升女性就業和從業的保障，避免女性在評估生育對個人發展的影響時趨于悲觀。

　　新年前后陸續召開的地方兩會上，“二孩”問題成為代表委員們的核心話題之一。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上，女性權益和全面二孩政策之間的關系也肯定會引起代表委員的注意。比如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女子學院孫曉梅教授就表示，“可以預見，隨著‘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女性的平等就業權將更加難以保障。”她將再次建議出臺一部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法，禁止基于性別、婚育狀況的歧視。

　　希望有更多的代表委員能參與到這個問題的建言中來；有更多關于“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生存境遇的討論，能超出單純的、傳統的“保障婦女權益”的言說層次，而納入到突破中國社會發展瓶頸的大視野中來。最起碼，高知女性在面試時和對方掰扯生不生孩子、生幾個孩子的荒唐場景，不該重復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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