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供給側要素端改革是生產端改革的源泉

　　3月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京開幕。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持續增長動力”確定為今年重點完成的八項工作之一。李克強指出，要圍繞解決重點領域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加快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明確供給側改革的具體思路和方案十分重要。

　　習近平總書記和李克強總理所提倡的供給側改革政策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解讀——供給側要素端的改革和供給側生產端的改革，通過對要素結構、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重新調整和優化，改革不合理的制度障礙，激發各經濟主體活力，促進要素資源合理配置，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具體來說，供給側改革要求關注要素供給端各項生產要素的供給約束，促進要素合理配置，增加各項要素的有效投入；要求在生產端通過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而在既定的要素投入下創造更高質量、高水平的產出，推動產業持續健康發展。

　　我們必須關注的是，供給側要素端改革是生產端改革的源泉。無論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還是產業創新，都必須立足于中國的資源稟賦狀況，一國最佳經濟增長模式決定于本國資源稟賦，支撐我國生產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產業創新模式選擇的，是中國各項要素稟賦的供給狀況。

　　二、資源與環境要素剛性稀缺嚴重制約我國宏觀經濟發展

　　在供給側改革要求關注的各項生產要素中，自然資源與環境容量要素由于其存在極大的供給剛性，應該被予以重點關注。近年來，資源與環境要素稀缺導致的原材料成本、環境治污成本的上升，嚴重制約著企業的健康持續發展，應該被作為“降成本”的重點。高額的社會環境成本，也使我國經濟和社會福利蒙受極大損失，自然資源與環境容量的稀缺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短板。

　　具體來說，自然資源與環境容量要素的剛性稀缺主要通過以下三方面來影響宏觀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

　　首先，各種生產與發展都需要投入大量自然資源與環境容量資源，自然資源與環境容量資源的稀缺性急速提高，必然影響到整體的經濟增長水平。例如，各種冶煉、化工和制造業等，需要投入大量四類以上水質的水，中國水資源量的絕對稀缺和水污染導致水質的急劇下降，使很多城市無法獲得充足的工業用水，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經濟增長的速度。

　　其次，環境污染會通過影響投入要素的質量、產出的效率來間接地影響經濟。隨著我國經濟增長越來越接近自然環境承載能力的上限，各種污染問題的聚集出現，導致經濟產出的規模和質量受到影響。例如，污水灌溉帶來的農作物重金屬問題導致大量農作物不符合質量安全標準，造成大量作物浪費；近年來多地頻發的霧霾問題，導致我國居民身體健康水平下降，將影響勞動力的產出效率；同時，由于霧霾的出現，許多公司、機關部門放假或者讓員工在家辦公的時間增加，也影響經濟產出。由于資源要素的稀缺，資源的開采成本、銷售價格的提高，必然使得以這些資源作為原材料的產品生產受到影響。

　　最后，環境污染的增加使得越來越多的經濟資源被用于污染治理和污染防護。此外，在污染末端治理、規制的過程中難免會扭曲經濟的發展。而這一扭曲成本，是由于傳統的生產模式并未在計劃、實施的初始階段未將環境保護考慮在內，使得環境污染產生之后再治理的成本更高，對經濟的扭曲效應較大。

　　三、必須將資源與環境作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要素納入我國宏觀經濟調控體系

　　由于資源與環境要素的剛性稀缺對我國宏觀經濟影響的全面性和復雜性，僅憑環保部門一己之力難以在要素端和生產端改善自然資源與環境容量要素的供給、配置和利用，因此應將資源與環境作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要素，納入到宏觀經濟調控體系中，體現在我國供給側改革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

　　以供給側改革的五大重點任務為例：在“去產能”方面，應該重點促進高污染、高耗能的僵尸企業退出市場，給新興環保企業騰出市場空間；促進綠色環保產業的兼并重組，淘汰競爭力弱的環保企業，培育大型的實力強的環保企業。在“去庫存”方面，可以給予環保企業在購置、租用辦公樓和廠房上稅收優惠政策。在“去杠桿”方面，提高金融機構對企業環境風險的防范能力，促進金融機構為環保企業或者環境友好型企業提供更多資金支持。在“降成本”方面，研發和引進先進的清潔生產技術，降低單位產品生產所需的資源投入及產生的污染物，從而降低企業所需的原材料成本和治污成本。在“補短板”方面，可以加大財政對中小型綠色環保產業的支持力度，鼓勵綠色產品的研發及生產。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農工民主黨北京市人資環專委　藍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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