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關于最低工資標準的討論和斗爭一直是美國社會的熱點。圖為去年11月10日，美國工人走上洛杉磯街頭，要求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至每小時15美元。

　　最低工資標準是為了讓人們通過全職工作能夠遠離貧困，并過上有最低保障的生活。近些年美國一些州政府紛紛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聯邦政府在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問題上卻難有作為。究其原因，在美國，墮胎、移民、控槍、醫保，甚至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等都可以成為兩黨角力的政治議題，最低工資標準問題也不可避免地被“議題政治化”裹挾。

　　收入差距拉大，中等收入者減少，中下層民眾不安全感增加

　　自美國聯邦政府2009年確定時薪7.25美元的最低工資標準以來，已有10多個州在地方層面調整了這一標準，但是聯邦政府的標準仍然未變。今年是大選年，因為收入差距拉大，中等收入者減少，中下層民眾不安全感增加，最低工資標準問題再次成為大選熱門議題。

　　美國政府現在要不要從聯邦層面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一時間爭論不休。民主黨總統參選人伯尼·桑德斯主張將聯邦最低工資提高至每小時15美元，而共和黨參選人唐納德·特朗普堅決反對，認為美國工資和稅負太高，嚴重影響企業競爭力。

　　美國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經濟學家約翰·施密特對本報記者表示，自次貸危機以來，美國中產階級至今未能恢復元氣，且貧富差距日益拉大。根據去年12月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結果表明，2015年，中產階級占美國成年人口比例在40多年來首次跌破50%這一標志性水平線。“美國中產階級的空心化是美國社會本質變化的標志。它反映出最富人口比最窮人口的增加速度快，但也說明一部分相對不成熟的中產階級已貧困化。”

　　經合組織報告稱，經合組織國家的最低工資標準大約相當于居民收入中位數的一半，美國自上世紀60年代末以來這一比例不斷下降，現在還不到40%。

　　最低工資標準長期停滯不前間接導致了美國中產階級群體的貧困化。施密特指出，由于工資增長停滯，物價飛漲，中產階級進入較低收入層。除了中產階層人口總量在萎縮，美國中產階級的家庭收入也在減少。數據顯示，與2000年相比，2014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中位數收入下降了4%。而2001年到2013年間，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中位數家庭收入下降了28%。

　　政府應當讓更多人至少能夠過上最低限度的、有保障的生活

　　最低工資標準是為了讓人們通過全職工作能夠遠離貧困，并過上有最低保障的生活。從公共政策分析角度而言，要確保針對社會福利和公共安全網的預算不因需求過大而激增，政府就要想方設法從經濟上激勵人們去工作。對于當前僅略高于貧困線水平的7.25美元的時薪，其激勵效果微乎其微。讓更多人至少能夠過上最低限度的、有保障的生活，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成為美國聯邦和地方政府無法回避的選擇。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分析師弗朗西斯·瑟卡達指出，按照經合組織的標準，美國在這些國家中貧困率排第三位，僅比以色列和墨西哥稍好一些。

　　如果刨除通貨膨脹因素，按照實際購買力，美國聯邦政府的最低工資標準實際上是下降了。因此，許多弱勢群體對現狀感到不滿。去年底，包括波士頓、紐約、底特律、費城等近270個城市的數十萬名快餐服務業工人舉行大罷工，要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迫于壓力，近年來共和黨人占多數的阿拉斯加、內布拉斯加等州都各自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也有一些州將最低工資標準同消費者指數關聯，每年最低工資標準隨物價指數調整，還有一些州和城市也在制定最低工資標準的時候將通貨膨脹因素考慮在內。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巴里·伯特雷斯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聯邦政府的最低工資標準多年沒有調整，給州政府帶來了壓力。各州只能被動反應，但是調整步調不一，有些地方如沒能及時提高標準，低工資的人就認為利益受損而表示抗議。

　　總統大選期間提高工資標準問題取得進展可能性更加渺茫

　　有分析認為，美國聯邦政府調整最低工資標準難，折射的是兩黨意識形態日漸對立的現實，更是美國政治體制極化的寫照。

　　伯特雷斯分析說：“通常來講，共和黨人反對在聯邦和州層面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因為共和黨人得到了工商界的很多支持，特別是小企業主的支持，而小企業主對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反對是非常堅決的。現在共和黨人在國會參眾兩院都占據多數，因此在聯邦層面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非常困難。”

　　當前，這個沒有共識的議題恰恰又遇到總統大選，國會采取積極行動的可能性更加渺茫。

　　伯特雷斯認為，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后，會改善中低收入者經濟狀況，對拉動消費大有裨益。反對者則認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會造成物價上漲，企業成本上升，企業會因此減少雇傭人數，造成更多人失業，實際上不利于低收入者生活水平提高。

　　制定最低工資標準的程序，不同國家做法不同，有的國家由獨立的委員會確定，有的國家聽從經濟學家們的建議。有觀察家認為，美國是將這個議題政治化最為嚴重的一個國家。

　　美國的自由派、保守派都太熱衷于把經濟、社會、政治議題轉化為意識形態化的價值議題。議題政治化致使美國社會各種議題淪為同一個模式，最后都演變成以固化理念和意識形態包裝的政黨對立。就像美國進步中心分析師馬克思·馬奇特羅所說，議題辯論政治化導致政策主張的“政治化驅動”，美國政府與社會要解決問題，必須首先去除過分政治化。

　　布魯金斯學會的經濟學家理查德·里斯夫認為，經合組織其他國家工資水平的上漲并沒有導致經濟下滑，與此形成對比，美國國會就聯邦最低工資標準問題不斷爭吵，致使提案數次陷入僵局。里斯夫不禁發出這樣的疑問：“我們能夠在確定聯邦最低工資標準的時候，撇開政治因素嗎？”（記者張朋輝廖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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