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以來，來自西亞、北非的難民涌入歐洲，使其陷入了一場“難民危機”。關于這場危機的應對、原因，人們已經討論了很多。而這場危機的教訓和啟示，還有更多可以反思和回味的方面。原本是一些國家出現了內部沖突，就仿佛身體有些不適，西方諸國熱心地按照自己的經驗和理解開個“推翻政府、促進民主和人權”的藥方，描繪出一個烏托邦的完美圖景，并且自己動手幫助服下。從理論上說，人們只要靜觀這些國家痊愈就可以了，為什么其國內沖突反而愈演愈烈、社會更加動蕩了呢？西方諸國貌似簡單而嚴整的邏輯哪里出了問題，導致了這個悲劇的誕生呢？考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觀念前提的理論缺陷。西方諸國認為，妥當社會制度的核心要素就是民主和人權，這兩個要素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治理良方。但是，它們忽視了這兩個因素都是有著相當復雜的限定條件和實施尺度的。就民主而言，其關鍵要求是表達觀點和參與決策。在理論上，這種機制的缺陷是高成本低效率，針對一項事務的討論，可能由于利益的差異而陷入集體行動的困境，久久無法形成一致。由此，在操作中，由于人群規模的限制，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體制可以實施完全的民主，而必須采取代表的方式。民主可以有很多形式，西方所推崇的直選、普選的方式未必就是最好、甚至唯一的模式。就人權而言，作為人的基本要求，其最大的問題是邊界模糊、彼此沖突。雖然在理想狀態下，一切人權均為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聯系。但現實的情況卻是資源稀缺：不可能每個中學生都能到理想的大學去讀書，不可能在居民樓的鄰里之間同時讓甲享受安靜生活，讓乙自由地演奏重金屬搖滾樂。因而，必須在不同主體、不同權利之間有所選擇。不同的優先位次選擇造就了不同的人權立場和人權文化，此時，很難片面和武斷地認為西方模式就是全球最優的，其他地區就必須向它們學習。因而，這種將西方的普選式民主和以表達自由為優位的人權觀念作為合宜社會的典范，從骨子里就流露出了文化霸權主義的優越感，而忽視了世界的多元性和發展道路的多樣性。

　　第二，社會變革的方式誤區。每一個社會都有其自身的文化，這種文化是逐漸沉淀和成長起來的。即使一個社會真的出現了制度和體制上的問題，也應當充分結合這個社會自身的情況，考慮其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采取漸進的方式予以改良。即使這個社會真的陷入了困境，也應當首先予以扶助、促其自愈，而不應草率地介入，更不應粗暴干涉、推倒重來。無論是法國大革命還是中國的戊戌變法，都頗具說服力地說明，不顧及社會自身規律而天真地認為只要抱著良好的目標就能建設一個美好新世界的想法很少得到成功。而近代英國漸進式的社會改良模式則尊重了傳統、促動了變革，保證了人民生活的穩定性。從這個意義上看，治理方式進步的關鍵在于促動內因的漸變，而不在于外力強加的突變。

　　如果從人權的角度觀察，可以這樣認識：世界各國的人權保障水平，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有的發達一些，有的落后一些。彼此之間是可以通過交流對話的方式相互借鑒、共同提升的。然而，更應當銘記的是，人權等社會制度猶如一株株大樹，不顧歷史文化、社會風俗的氣候土壤而生硬地移植是很難有效的。我之蜜糖可能恰為彼之毒藥。糟糕的是，一些國家無知無畏或者天真無邪地意圖將它們心目中的良好治理方式、人權維護模式恩賜給其他國家，這種不做調查研究的盲目、不深入思考的魯莽，不冷靜對比的貿然、不科學分析的自負，已經貽害于很多國家，還在危害著諸多國家的利益。

　　阿瑪蒂亞·森確實說過，貧困與饑荒很多時候都是制度導致的。不過，事情還有另一面，即中國俗語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很多時候，貧困和饑荒就是因為這個社會的資源存在著稀缺，換一個治理體制也同樣解決不了問題。因而，社會動蕩是需要認真面對的問題，但并不是其他國家任意干涉、擴展影響的天賜良機。這就可以解釋西方的難民困局：西亞北非各國家出現問題之時，它們不是采取協商和溝通的方式，而是直接插手，從解救人道危機，到維護基本人權，再到推行民主制度，在這樣一個表面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西方世界深刻認可的“善治”觀念被一廂情愿地運行在它們認為需要改進的社會之中，而由于沒有考慮這些社會自身的特點和規律，沒有為社會問題提供有效的資源，干預的結果不僅沒有呈現想象的烏托邦，甚至出現了比原初狀況更加深重的災難。

　　第三，國際政治的動機偏差。如果西方國家采取行動的動機是單純而良好的，或許它們應當得到同情，最多是奉勸它們三思而后行；不過它們的行為動機還有冷戰思維的一面，也就是分解非西方的陣營，打壓不信奉西方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的政權，增加西方勢力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這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西亞北非的變亂被西方國家欣喜地稱為“阿拉伯之春”，為什么利比亞的禁飛區導致了北約輔助反對派攻擊政府軍，為什么西方國家長期敦促敘利亞的合法政府交出權力、與反對派“平等對話”。然而，正如《紅樓夢》里面描述的那樣，這些國家“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不真正地促進民生發展、社會進步，只想著彈壓對方、擴展影響，很容易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當流離失所的難民潮水般地涌入鄰國，并有一些漂洋過海進入歐洲的時候，它們剎那間覺得“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在人口急劇增加、資源顯得不足的時候，它們仿佛明白了，人權并不是一個隨口說說的詞匯，而是需要真正付出的整體社會安排。“身后有余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這種眼前無路的狀態恰恰是西方自以為是的制度優越感的產物，是文化帝國主義邏輯的必然結果。

　　在難民危機的持續發酵中，那些已經受到沖擊的國家，以及遠隔重洋但也無法隔岸觀火的國家，是否能夠領悟出國際關系中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政原則的真義所在呢？

　　（作者何志鵬為吉林大學法學院、公共外交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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