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聰在農村家訪

　　48歲的杜聰過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

　　一種生活高在云端：與洛克菲勒的曾孫女喝下午茶；受白先勇之邀，和林青霞一起聽昆曲；白天在大到可以打乒乓球的陽臺上讀書；晚上看煙花在溫哥華海港綻放；他的事業得到李兆基和克林頓的支持，他的大頭照片掛在法國國家巴黎銀行總部大堂的墻上。

　　一種顯得過于接地氣：帶著臉蛋通紅的孩子，在滿是砂礫的農家院里轉著圈跳舞；坐在脫了漆的桌邊，操著有香港口音的河南話與老大娘聊天；跟著孩子走過枯草滿地的鄉村土路，也和志愿者吃塑料袋裝著的熟食，用一次性杯子喝飲料。

　　1998年，曾任華爾街一家投行副總裁的杜聰在家鄉香港成立了智行基金會，資助了河南、安徽、云南等10個省的2萬多名“艾滋遺孤”讀書。為此，他獲得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拉蒙·麥格賽賽獎。

　　前不久的一次周末，在一場與合作伙伴的“高大上”見面會后，杜聰與5個前來幫忙的在京受助大學生吃晚飯。卸下筆挺西裝和頭頂的光環，這個頭發稀疏、身材矮胖的中年人挽起袖子，不由分說地把盤底的菜攤派到每個孩子碗里，要求“光盤行動”。合影時，他喊出慣用口號“杜聰肥不肥？”大家咧嘴笑道：“肥！”

　　樂于自嘲的杜聰曾是華爾街的青年才俊。先后從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畢業后，這位自幼從香港移民到美國的天才少年如愿進入投行工作，29歲便成為法國一家銀行的副總裁。直到21年前，調職香港，他因項目原因赴內地農村考察，從此人生發生了重大轉折。

　　在河南農村，他一連走訪了好幾個村子，有的村子幾乎家家都有艾滋病病人。“我從未遇到一個小小的地方竟有這樣大的苦難。一戶人家老中青三代受到‘貧困’、‘病’、‘歧視’的三重打擊。”杜聰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上世紀末，河南一些農村遭遇了一場后來被稱為“血禍”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潮。一些貧困農民賣血補貼家用，很多血站非法經營，共用針頭，甚至在提取血漿后，把被污染過的血液注回賣血者體內，導致許多農民感染艾滋病病毒。

　　一位父母都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大學生告訴杜聰，小時候，經常見到爸媽和同村人一起進城“獻血”。另一位受智行資助的學生憶起兒時說，媽媽每次進城都帶個面包回來，自己享受之余高興地和小朋友攀比。后來才知道，這是媽媽賣血后給的營養品。

　　做過志愿者的杜聰對艾滋病并不陌生。上世紀80年代，杜聰剛移民到美國，那時還沒有HIV和AIDS兩個名稱，只知道很多人死于同一種怪病。與他親近的中學老師因此喪命，患病的學生也被家長聯名趕出學校。

　　令杜聰驚訝的是，時隔十多年，即便是艾滋病多發的河南村莊，依然有很多人沒聽說過這種病。他擔心美國當年的悲劇再次出現，回到香港后毫不猶豫地成立了智行基金會。后來干脆不顧家人反對，辭掉了年薪百萬的投行工作，全職做公益活動。

　　當時，艾滋病仍被視為禁區，杜聰不得不像“打游擊”一樣去農家走訪，運用私人關系低調籌資。

　　從2002年起，智行資助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上學，人數從第一學期的127個，很快增加到近400個。他從不預定名額，每到一個村，凡是符合資助條件的家庭，每家都幫，防止家長為了爭奪資助名額帶孩子“扮慘”。

　　杜聰要求工作人員，家訪時不能直接給錢，帶人參觀基金會為幫扶受艾滋病影響的家庭開辦的環保袋工廠時，也嚴格要求來人不能當時掏錢購買。

　　在他看來，慈善絕非施舍，“不要剝奪他們的尊嚴”。從沒為錢發過愁的杜聰開始做噩夢，夢見自己籌不到錢了，不得不跟孩子說“明天起，你們又沒有學上了”。

　　直到現在，智行基金會已經獲得眾多國內外大品牌的穩定支持，杜聰有時仍忍不在微博上吐苦水：“當你有幾千個孩子要養，而大部分還在讀初中小學的時候，你就知道，什么都缺。”

　　杜聰每年要在高校、公益組織和企業進行四五十場演講，還時常要在全世界飛來飛去籌資。員工們最受不了的是，“工作狂”杜聰白天太忙了，時常凌晨一兩點組織開會。而杜聰最堅持的是，親自面試每一個申請資助的大學生。

　　“他們將來事業有成時，上學這個錢的意義已經不大了，但他們或許會記住這次談話。”他說。

　　五一假期的夜晚，杜聰的聲音有些疲憊，他參加了一天的基金會迎新活動，還要繼續與每位大學生面聊。他希望，“借此培養他們的社會責任心，繼續幫助更多的人”。

　　從2005年起，每年暑假都有一兩百位受助大學生回到家鄉，進行家訪、開設興趣班，以自身經歷鼓勵“艾滋遺孤”。

　　杜聰自豪地說起，現在智行的全職員工，有70%是以前受過資助的孩子，有幾個已經做到了項目主管。

　　他常在微博上“曬幸福”：他曾擔心活不下來的孩子學了中醫，還監督他控制血糖；以前吃不飽飯的孩子學會了烤面包，還在世界級的面包比賽獲了獎；上不起學的孩子畢業后回到家鄉貸款創業，幫扶受艾滋病影響的老鄉……

　　杜聰甚至作為證婚人、“叔叔”、“爸爸”，參加了不少智行孩子的婚禮。“對一個沒有親生孩子的人來說，能不斷地嫁女和娶媳婦，是福氣。當然，我寧愿把福氣還給他們的親生父母。”他在微博上感慨。

　　杜聰坦陳，剛開始做慈善時，壓力大于快樂。一位病床上的母親，瘦得肋骨凸出，眼窩深陷。去世前兩三天，她雙眼亮亮地盯著杜聰，求他照顧好自己的孩子。

　　去年夏天的一天，杜聰坐在星巴克，拿著一張格子稿紙，邊看邊哭。那是那個被托付的孩子，從監獄寫給他的回信。

　　歪歪扭扭的字跡寫著：“本來我剛入獄的時候就想跟您聯系，但是我沒臉，是我辜負了您對我的期望……自從母親去世之后，我就徹底地變了。我恨，我恨所有的一切，我不愿母親離開我，我想把她留住。”

　　他常說，“每一個孩子的失敗，也是我們工作的失敗。”他眼見那些孩子們背負的苦難太重，覺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太少，一度瀕臨崩潰，在夜里痛哭。

　　朋友的開導幫他漸漸擺平了心態，他把智行資助的孩子稱為“小海星”，寓意是：海灘上擱淺了數不清的海星，盡管無法一一拋回大海，但每救一個，對被救的那只海星來說，都是有意義的。

　　杜聰說，他在等那個寫信的孩子出獄，因為“每個人都值得多一次機會”。他每天抽時間和孩子在QQ、微信上互動，幫助選專業，幫忙介紹實習機會，甚至傳授戀愛心得，為孩子“樹立一個正向的長輩形象”。

　　對低齡兒童，杜聰發起藝術療傷項目，通過畫畫、歌舞等方式幫助孩子消化悲傷。有孩子畫了陽光下五顏六色的墳頭，墓碑上用彩筆寫著爸爸、爺爺、大伯；有孩子畫了《我的小伙伴》，是七頭豬和兩只小貓，“平時沒有人和我玩，我就和它們說話”。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學前班的小女孩兒畫了連環畫。畫上，她對躺在病床上的媽媽說：“媽媽，不如你賣了我吧。賣了我，就有錢買藥來治你的病了。”緊接著的另一幅中，她說：“媽媽，不要緊的，等我長大以后我會回來找你的。”

　　艾滋病病毒帶走了他們的親人，但沒有帶走他們對世界的好奇。支教的工作人員說，上課時講到動物，孩子們眼睛瞪得大大的，問北京來的老師，“動物園里有駱駝嗎？”老師說“有”，孩子們“哇”一聲驚呼。然后又問，“有長頸鹿嗎？”得到肯定答復后又驚喜地“哇！”。一連問了十幾種。

　　從2005年開始，智行每年組織夏令營。在杜聰和工作人員的帶領下，這些農村艾滋病家庭的孩子，有機會來到北京、上海和香港，參觀企業、學校、博物館，第一次出遠門，喝咖啡，吃意面，第一次在五星級大酒店喝下午茶。

　　“給窮孩子看富人的生活不一定是壞事，”杜聰說，“讓他們知道有人是這樣生活的，然后告訴他們，要過這樣的好日子，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奮斗，給孩子們樹立奮斗的目標。”

　　在現實中，人們對艾滋病的歧視依然存在。夏令營的孩子曾遭到工作人員的白眼，一家餐廳的老板直接拒絕他們用餐。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醫學生在微博吐槽，盡管明知不會傳染，接診艾滋病患者后，帶教老師還是讓他們趕緊洗手，他也只能把自己的秘密藏得更深。

　　杜聰覺得，某種程度上，他能夠理解那些孩子的心情。20多年前移民到美國時，讀中學的杜聰也曾被排斥，早年間父母離異讓他覺得孤立無援。

　　“我也有各種被歧視的地方，”杜聰大聲說，“社會不可能一下子改變，不只是艾滋病患者，丑、窮、胖、矮、同性戀，每個人都有被歧視的點，勇于面對不代表不被歧視，而是不被別人的歧視傷害。”

　　曾經，這位投行副總裁的夢想是，退休后在瑞士林間買一棟小木屋，安靜地享受生活。而今，他希望自己的公益理念廣泛傳播，讓公益通過一個環保袋、一個面包，進入人們的生活。

　　他在微博上轉發香港導演許鞍華的一句話，向所有人發問：“你所處的時代，有什么特別看不順眼的，你去盡力把它改變，那也就接近黃金時代了。你活在你的黃金時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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