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性特征，是中國經濟向更高發展水平躍升的必經階段。自2014年習近平提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來，這一判斷已成為我們認識當下、規劃未來、制定政策、推動發展的理論依據。2016年1月18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指出：“新常態是一個客觀狀態，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狀態，是一種內在必然性，并沒有好壞之分，我們要因勢而謀、因勢而動、因勢而進。”請隨“學習中國”小編一起學習。

　　圖為：2016年1月18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在中央黨校開班。習近平在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

　　一、速度變化符合客觀規律

　　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增長速度要從高速轉向中高速，這是發展的客觀規律使然，符合國際經驗所支持的經濟發展規律。

　　從長期看，一個經濟體的增長速度波動呈現出一定規律性，即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助推經濟較快增長的“低垂的果子”會逐漸減少，經濟發展在更高階段上只能以相對較低的速度增長。從世界不同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發展增速對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規律。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收入分組標準，人均國民總收入12736美元以上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4126美元至12735美元的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1046美元至4125美元的為中等偏下收入國家、1045美元以下的為低收入國家。2014年低收入國家GDP平均增長率達到6.3%，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為5.7%，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為4.6%，而高收入國家僅為1.7%。十八大以來，我國人均收入大幅增加，2012年為5870美元，2013年達到6710美元，2014年達到7400美元，2015年增加到約7880美元。2010年我國實現了由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到中等偏上水平的重大跨越，2012年人均收入相當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84.5%，2014年已經提高到了93.7%。上述數據說明，中國已進入從中高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通道； 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為6.9%，明顯高出與我國同等發展階段國家4.6%的平均增速，即使與低收入國家平均6.3%的增速相比依然較高。

　　中高速有利于推動生產力水平整體躍升、實現各項既定目標。如果經濟增速太高，就難以遏制各方面大干快上的沖動，經濟體系和生態系統都將付出沉重代價；如果增速太低，則會影響就業，妨礙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習近平指出：“隨著經濟總量不斷增大，我們在發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經濟發展面臨速度換擋節點，如同一個人，10歲至18歲期間個子猛長，18歲之后長個子的速度就慢下來了。”因此，要擺脫“速度依賴癥”的困擾，避免加大刺激手段、強行推高經濟，防止矛盾進一步積累與拖延、甚至引發一些難以控制的風險。

　　要用積極心態看待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在發達國家中，英美復蘇相對強勁，但經濟增長基礎并不牢固；歐元區和日本的結構性問題仍然突出，生產率和經濟增長表現均不如人意。在新興經濟體中，巴西和俄羅斯受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影響，經濟嚴重下滑，呈現滯脹特征；印度因人口紅利，增長率逐漸高起。可見，在國際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長周期影響下，世界經濟整體表現出一種“新平庸”，但不同國家面臨的制約因素各異，呈現“遠近高低各不同”的景象。當前，中國經濟增速與前幾年相比雖有所下降；但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不同于世界經濟的“新平庸”，不僅呈現出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和動力轉化的特征，而且經濟新常態下的中高速是與我們已經的高速而言的，在世界上仍屬于高速增長。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15年世界經濟平均增長率為3.1%，美國經濟增長率為2.5%，歐元區為1.5%，日本為0.6%。顯而易見，中國6.9%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領跑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國依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2013-2015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約為26%。習近平指出：“中國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繼續為各國發展創造機遇。”

　　圖為：2016年1月5日，習近平在重慶召開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聽取對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意見和建議并發表重要講話。

　　二、方式轉型契合客觀變化

　　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這是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發展環境、發展目標、發展理念等的客觀要求。

　　實現經濟現代化的過程必然伴隨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步入中等收入行列國家。與此同時，中國經濟也進入重大轉型期，宏觀上支持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體制轉軌、自然資源、投資、人口、外資外貿等要素條件已經改變，有的甚至正在發生逆向變化，從而決定了原有單純靠規模擴張、要素驅動的經濟發展方式模式難以為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勢在必行。習近平指出：“‘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質量，要著力實現有質量、有效益、沒水分、可持續的增長，著力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改善生態環境、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中實現經濟增長。”

　　轉變發展方式是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必然選擇。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必須把著力點放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上。有較高效率支撐的增長，才是符合我們愿望的新常態。如果增速下降而效率沒有改善，不僅過去經濟高速擴張掩蓋的諸多矛盾會暴露出來，而且會陷入減速過快、加劇矛盾的困境。主動適應新常態，就要緊緊圍繞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兩個基點，調整宏觀調控思路，瞄準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確立定向調控靶點，在精準、及時、適度上下功夫；調整地方發展思路，改變過去以GDP論英雄的偏好與思維定式，將更多資源和精力用于加強市場監管、創新社會管理、提供公共服務、保護生態環境上；調整企業轉型升級戰略，把研發創新、工匠精神作為生存發展的關鍵，真正把價值創造作為企業立足的根本。習近平指出：“我們不再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而是強調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立足點。”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主要體現為依靠科技進步，用較少的要素投入、較少的資源、較小的環境代價產出較多的高價值產品，獲取較大的經濟效益；體現為科技含量的提高、產品附加值的增加、產業層次的提升；體現為百姓能夠更好地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生活水平持續提高、有更多的獲得感；體現為以比較充分的就業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投資回報率、資源配置效率為支撐。

　　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率，促進經濟邁向中高端水平，是科學發展之路，也是發展信心之源。2013年10月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指出：“信心來自于中國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穩步提升。”在《發揮亞太引領作用應對世界經濟挑戰》的主旨演講中習近平指出：“我們將更加注重效益質量。我們將著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經濟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優化，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從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轉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互促互進。可以肯定，所有這些都將創造出新的發展動力和增長空間。”

　　圖為：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三、結構優化適合客觀要求

　　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結構調整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這是解決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和中長期問題，讓中國經濟走得更好更穩更遠的必然要求。

　　中國過去依靠政策刺激、高投入、高能耗等方式取得了高速增長。但這是不可持續的，也超出了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能力，并導致產能過剩和庫存大量增加。習近平對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有清醒的認識，他在五中全會上指出：“產能過剩化解、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創新驅動發展實現都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在經濟結構、技術條件沒有明顯改善的條件下，資源安全供給、環境質量、溫室氣體減排等約束強化，將壓縮經濟增長空間。”習近平強調：“經濟發展面臨結構調整節點，低端產業產能過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產業要加快發展，過去生產什么都賺錢、生產多少都能賣出去的情況不存在了。”把經濟發展抓好，關鍵還是轉方式、調結構，調整存量，做優增量，推動產業結構由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2013年3月8日，習近平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說：“要深化產業結構調整，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抓住化解產能過剩矛盾這一工作重點，使我國經濟發展提高質量、增加效益、增強后勁。”

　　推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是正確應對國內、國際發展形勢的必然要求。習近平指出：“從國際上看，當前世界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調整。國際金融危機打破了歐美發達經濟體借貸消費，東亞地區提供高儲蓄、廉價勞動力和產品，俄羅斯、中東、拉美等提供能源資源的全球經濟大循環，國際市場有效需求急劇萎縮，經濟增長遠低于潛在產出水平。主要國家人口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高，勞動人口增長率持續下降，社會成本和生產成本上升較快，傳統產業和增長動力不斷衰減，新興產業體量和增長動能尚未積聚。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們需要從供給側發力，找準在世界供給市場上的定位。”習近平強調：“從國內看，經濟發展面臨‘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這些問題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供給結構錯配問題嚴重。需求管理邊際效益不斷遞減，單純依靠刺激內需難以解決產能過剩等結構性矛盾。因此，必須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解決我國經濟供給側存在的問題，必須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習近平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瞄準導致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體制性障礙推進結構性改革，需要雙管齊下：一是對已經形成的過剩產能、高杠桿率和僵尸企業進行存量調整；二是加快形成新的體制機制，杜絕和防范在增量上出現低水平重復建設。研究表明，讓無效率企業退出、讓更有創新性的企業進入和成長，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率可達到1/3—1/2。習近平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生產端入手，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簡言之，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圖為：2013年10月7日，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并發表《深化改革開放　共創美好亞太》的重要演講。

　　四、動力轉換吻合客觀趨勢

　　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這是客觀趨勢，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落后生產力不斷萎縮和退出，先進生產力不斷生長和擴張，需要尋求新的增長動力。習近平指出：“發展動力決定發展速度、效能、可持續性。對我國這么大體量的經濟體來講，如果動力問題解決不好，要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兩個翻番’是難以做到的。”隨著勞動力、資源、土地等價格上揚，過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驅動的經濟發展方式已難以為繼，必須把發展動力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上來。

　　從全球范圍看，創新驅動是大勢所趨。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越來越依賴于理論、制度、科技、文化等領域的創新，國際競爭新優勢也越來越體現在創新能力上。誰在創新上先行一步，誰就能擁有引領發展的主動權。當前，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蓄勢待發，其主要特點是重大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科技成果轉化速度加快，產業組織形式和產業鏈條更具壟斷性。世界各主要國家紛紛出臺新的創新戰略，加大投入，加強人才、專利、標準等戰略性創新資源的爭奪。”

　　從國內看，創新驅動也是客觀趨勢。我國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位，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科技實力邁上了一個新的大臺階。同時，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人口、資源、環境壓力越來越大。我國現代化涉及十幾億人，走全靠要素驅動的老路難以為繼，物質資源必然越用越少。因此我們必須及早轉入創新發展軌道，把科技創新的巨大潛力釋放出來。習近平指出：“雖然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強、臃腫虛胖體弱問題相當突出，主要體現在創新能力不強，這是我國這個經濟大塊頭的‘阿喀琉斯之踵’。通過創新引領和驅動發展已經成為我國發展的迫切要求。”

　　新常態是客觀的、必然的，新常態不是經濟滑坡，而是邁上新臺階。習近平指出：“這些變化，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的必經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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