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日起，營改增試點范圍擴大至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并將所有企業新增不動產所含增值稅納入抵扣范圍。至此，“十二五”時期啟動的營改增試點，在“十三五”時期的開局之年實現全面落地。這是自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以來的一次重大稅制改革，標志著1994年所構建的財稅體制開始從量變走向質變，邁出脫胎換骨的重要一步，其重要意義不言自明。

　　下一步財稅體制改革難度不小

　　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正式肇始于“十二五”時期的2014年。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部署，從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三個方面，著力打造符合現代財政制度要求的財稅體制。

　　目前來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進展相對順利；營改增作為稅制改革中的重頭戲，隨著今年5月1日起營業稅全面退出歷史舞臺，實現了突破性進展；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即政府間財政關系的重構，因全方位的稅制改革還未到位，事權與支出責任的劃分還有不少有待克服的難點，所以成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中難度最大的重點工程。

　　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建立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財稅體制。之后，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們開始著手對1994年財稅體制進行相應的完善，諸多改革建議應運而生，其中有些建議化為措施并得到了落實，如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當然，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約，也有一些改革建議在很長的時間里還停留在方案的研究、設計階段，比如，個人所得稅改革、房地產稅改革。還有，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劃分以及相應的支出責任劃分，在1994年以后的歷次五年計劃或規劃中都有持續性的表述。諸如此類，財稅體制中的這些以前未竟改革任務，我們都可以從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清單中找到它們的位置。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既是站在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戰略高度，從著眼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出發而進行的一次深刻變革，也是針對長期以來我國財稅體制中存在的這樣或那樣的不足而進行的一次全面系統完善。

　　在營改增試點全面實施之際，盤點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清單，可以發現，六大稅種改革，目前尚有消費稅、資源稅、環境保護稅、房地產稅、個人所得稅五大稅種的改革等待去落實，政府間財政關系的重構亦是如此。這些基本上都是長期以來財稅體制運行中積累下來的難點問題，非一時能妥善解決的，改革的難度不小，改革的進展不容樂觀。

　　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需統籌推進

　　根據2020年現代財政制度基本建立的時間表，整個“十三五”時期，是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時間緊，任務重，惟有改革方案設計縝密、改革步驟有序推進，才能有利于按照改革的時間表完成既定的改革任務。

　　財政體現的是一種分配關系，而財稅體制改革則預示著各方利益格局的再調整。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個人以及各級政府之間，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自的利益訴求，這就使得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必須統籌兼顧，避免各項改革措施相互脫節而造成改革遲緩、效果不彰。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不僅是自身的改革，也是要通過自身改革繼續支持和促進經濟社會其他改革順利推進。故而，統籌推進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既是自身改革的需要，也是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需要。

　　第一，立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為衡量標準，解決當前財稅體制中的不適應之處，通過整體設計、統籌推進，當好經濟社會發展的先行軍。

　　第二，協調推進六大稅種的改革。營改增試點范圍的擴大，固然有帶動其他稅種改革跟進的作用，但也突顯了其他稅種改革相對滯后的態勢，尤其是以個人所得稅、房地產稅為代表的直接稅改革遲遲無實質性進展。這就需要其他稅種改革應加緊推進，實現六大稅種改革的有序共進。

　　第三，應從政府收入的大盤子出發，合理規劃具體稅種的改革。不僅要考慮小口徑宏觀稅負，也應考慮大口徑宏觀稅負，稅收收入與非稅收入相結合，以實現全口徑預算的要義。這樣，才能合理控制稅收負擔，并有利于正確處理國家與企業、個人的分配關系。

　　第四，積極推動政府間財政關系重構。相關稅種改革基本完成后再進行收入劃分是一種思路，中央與地方財力分配格局大體確定后再謀劃相關稅種改革也是一種思路。無論哪種思路，都必須在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的基礎上，而這，更需要整體布局，充分調動各方的積極性，盡快形成方案并付諸實施。

　　第五，不斷強化法治建設。按照“十三五”規劃建議中“實現政府活動全面納入法治軌道”的要求，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必須貫徹落實法治原則，不論是已入法的稅種，還是未入法的稅種，都應創造條件，通過推動立法進程來促進改革。以法治為圭臬，這是全面依法治國在財稅領域的重要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