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思想孕育于偉大的時代。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治國理政新的實踐中，把握時代大趨勢，回答實踐新要求，順應人民新期待，形成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黨的科學理論。要全面深入準確把握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基本內涵、精神實質和核心要義，首先應把握其所處的時代背景。這是一項前提性工作，深入研究尤為重要。

一、中國正步入“發展起來時期”

鄧小平同志曾指出：我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前，全黨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如何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我國發展起來后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現在，我們遇到的問題”“大量是新出現的問題。”這就是說，從發展水平看，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未發展起來時期”和“發展起來時期”。從我國改革開放說起，1978年初期，我國總體上處于“未發展起來時期”；自從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后，尤其是十八大以來，我國總體上正步入“發展起來時期”。這里講的“發展起來時期”是相對于“未發展起來時期”而言的，它依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一般來說，歷史發展時期不一樣，提出的歷史任務、實踐要求和根本問題往往也不一樣。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所思考的，大多是“未發展起來時期”所凸顯出來的根本問題，所提出的，大都是“未發展起來時期”必須解決的任務。比如，鄧小平同志提出黨的全部工作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把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首要根本任務。從哲學上講，這主要是解決人的“生存需要”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所思考的，總體上是我國進入“發展起來時期”，由大國成為強國所呈現出來的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主要使命，也是完成這一時期所提出的歷史任務，即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從哲學上講，這主要解決的是人的“發展需要”和“發展能力”。

二、中國正處在整體轉型升級時期

從“未發展起來”走向“發展起來”，可稱為發展水平的“升級”。這種升級既是“整體”的，從全方位展開；又是“轉型”的，它是發展方式和狀態的轉變。由此，我國發展起來以后呈現出“整體轉型升級”的特征。

生產力的轉型升級，是由“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走向更加注重“創新驅動”。在“未發展起來時期”，由于我國相對缺乏科學技術和人才資源，只能更多采取“要素驅動”和“投資規模驅動”的方式來拉動經濟增長。歷史地看，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對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同時也要看到，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的代價越來越大。我國相對發展起來以后，就內在要求由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走向更加注重創新驅動。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明確提出了“創新發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大戰略、大思路，并在實踐中大力推進、實施。實現創新發展，深刻反映了我國發展起來以后實踐的新要求。

生產關系的轉型升級，是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向更加注重“共同富裕”。改革開放初期，為解決效率問題，我們強調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后富。雖然整個社會發展起來了，但也出現了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隨著我國社會物質財富日趨增多，人們對公平正義的訴求日趨增強，這就在實踐上進一步提出了“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使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新要求。由此，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不僅強調走共同富裕道路，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而且提出“共享發展”理念，推行“精準扶貧”等重大舉措。實現共享發展，深刻反映了我國發展起來以后實踐的新要求。

國家權力運作方式的轉型，是由“國家主導”走向更加注重“國家治理”。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首要任務是“做大蛋糕”“追趕西方”。國家主導體制對完成這兩大任務最有效。這種體制的比較優勢，就是決策正確，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辦成事。我國相對發展起來以后，進入了不同利益主體表達各種訴求的時期，各種矛盾和問題也進入多發期。我們強調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解決上述矛盾及其難題，其實質，就是要更加注重“國家治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注重協商共治，深刻反映了我國發展起來以后實踐的新要求。

整體社會發展水平的轉型升級，是由非均衡發展走向更加注重全面協調發展。在我國“未發展起來時期”，由于經濟社會整體發展水平比較低，為盡快“做大蛋糕”和“追趕西方”，我們常常實行的是“非均衡”發展戰略，強調“重點”突破。在我國“發展起來時期”，經濟社會整體發展水平比較高，具備了較為雄厚的物質基礎，不僅各個發展主體都提出了發展訴求，而且各種力量都力求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在這種情境下便提出了新的要求，這就是更加注重全面協調發展。協調發展，深刻反映了我國發展起來以后實踐的新要求。

三、中國正處在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

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同志就指出：“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上個世紀80年代，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了中國發展的“三步走”戰略目標：第一步，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繼承“三步走”戰略思想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指出，“中國夢是歷史的、現實的，也是未來的”。從歷史看，“實現中國夢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從現實看，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從未來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實現民族復興是鴉片戰爭170多年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一條主線，是中國共產黨90多年革命建設改革歷史的永恒主題，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內在邏輯、核心要義，都是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展開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年版）》所概括的：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是一個系統完整的科學理論體系。其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居于引領地位。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的所有理論和實踐創新，都緊緊圍繞著實現民族復興這個崇高目標而精進展開。

四、中國正處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時期

現階段，面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我們黨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和挑戰。

我們黨面臨著“四種挑戰”。一是一些國家對我國圍堵打壓的挑戰。盡管我國一再強調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但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新興大國，難免被某些守成大國及有關國家視為“威脅”，這些國家就會防范甚至縱容其他國家對我國進行圍堵打壓，影響著國家安全。二是國外社會思潮對我國意識形態的挑戰。西方“普世價值”“憲政民主”“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思潮，往往通過不同途徑、不同方式向我國滲透，竭力沖破我們的心理防線、精神防線和思想防線，影響著我國意識形態安全。三是民族分裂主義的挑戰。主要包括“疆獨”“藏獨”“臺獨”勢力所挑起的各種事端等，影響著民族安全。四是改革發展穩定遇到諸多難題的挑戰。我們既面臨著過去我國發展進程中積累起來的矛盾和難題，如體制機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籬，又面臨著我國發展起來以后出現的新的矛盾和問題，如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發展方面存在的矛盾、問題和短板，也面臨著經濟發展新常態背景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經濟下行壓力所產生的矛盾和問題，這些都影響著我國政治安全和社會安全。

我們黨面臨著“四大考驗”。一是長期執政的考驗。在我們黨執政環境日趨復雜的背景下，如何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并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以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二是改革開放的考驗。在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如何堅定不移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是市場經濟的考驗。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黨如何有效抵御世俗化、功利化、金錢化對黨的先進性、純潔性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四是外部環境的考驗。我們黨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日趨復雜嚴峻，各種圍堵、遏制、打壓、分化、唱衰中國的行徑日趨激烈。在這種情境下，怎樣才能頂住壓力并積極作為？上述這些，對我們黨的考驗都是非常嚴峻的。

我們黨面臨著“四種危險”。一是精神懈怠的危險，有些黨員干部缺乏理想信念，缺乏自信，缺乏斗志；二是能力不足的危險，有些黨員干部缺乏工作制勝的本領，存在著本領恐慌，難以勝任所肩負的歷史重任；三是脫離群眾的危險，有些黨員干部“四風”嚴重，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背離了黨同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優良傳統；四是消極腐敗的危險，一些領域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嚴重侵蝕我們黨的肌體。

我們黨面臨著“四種挑戰”、“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意味著新一屆黨中央是在踏著“尖刀”前進，是在攀登一座沒有探測過的險峻“高山”。就是說，新一屆黨中央面臨的困難、挑戰、風險是非常嚴峻的，要打的“鐵”相當堅硬。打鐵還需自身硬。因而，要積極應對上述挑戰、考驗和危險，要有效破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出現的諸多難題，就必須積極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正因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由衷地感到，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指導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鮮活的馬克思主義。

（執筆：韓慶祥）

《 人民日報 》（ 2016年06月01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