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鄰近西藏圣湖――納木錯的西北邊，駐村工作隊隊長云丹桑布正在給牧民講解新舊圖片展上的內容。

　　村委會會議室里，一面墻上張貼著“新舊西藏對比圖片展”，舊西藏，被挖去眼珠、切掉胳膊的農奴，流落街頭的乞丐，讓人觸目驚心；新西藏，農牧民載歌載舞慶祝豐收，空中飛機翱翔，地上車流滾滾，牧民為偉大祖國自豪。

　　黨的十八大以來，西藏自治區黨委忠實踐行“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戰略思想，選派優秀干部駐村、駐寺，實施了一系列強基礎、惠民生的舉措，為老百姓辦實事、解難事，引導農牧民謀發展、奔小康、感黨恩。

　　目前，西藏全區共有５４００多個行政村，１７００多座宗教活動場所，普遍建有新舊對比展室，大多通過照片和實物，揭示西藏半個多世紀的變遷。

　　在１９５９年實行民主改革之前，１００萬人口、面積為１２０多萬平方公里的西藏，實行的是典型的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度，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被僧侶、貴族和農奴主占有，占總人口９５％以上的農奴和奴隸沒有人身自由，被農奴主當作私有財產，可以買賣、轉讓、贈送、抵債和交換。

　　１９２５年出生的桑旦老人，現在住在拉薩市曲水縣曲水鎮曲浦村一個有６間房屋的院子里，頤養天年，自己栽種的樹木枝繁葉茂，“如果是舊社會，這些都是領主的”。

　　豈止是樹木，連他的生命，都屬于赤麥莊園主。有一次，他光腳去拉薩送桃子，未能按時回來，受到嚴厲懲罰：“我的手被綁在身后，兩條腿也被繩子綁住，一個人拉著繩子，一個人抓住頭還被脫光了衣服，幾個人用棍子、皮鞭在身上、臉上到處亂打”。

　　除了遍布農牧區的固定展廳及不定時巡展，西藏的報紙、電視臺、電臺及網絡等媒體，也以多種形式客觀再現西藏的歷史。

　　如《西藏日報》刊登的１９５９年被廢止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等舊西藏文件的影印件。這些法典規定，上等上級的人如王子等，其命價為與其身體等重的黃金；而下等下級的人如婦女、屠夫、獵戶、匠人等，其命價為一根草繩。

　　大量的史料檔案和親歷者口述可以證明，舊西藏，農奴主以野蠻、殘酷的刑罰維護封建農奴制度，動輒對農奴和奴隸實施剜目、割耳、斷手、剁腳、投水等駭人聽聞的酷刑，這是一個等級森嚴、極不平等的社會。

　　“即使雪山變成酥油，也被領主占有；就是河水變成牛奶，我們也喝不上一口；生命雖由父母所生，身體卻為管家占有。”這是當年農奴們面對黑暗世界的苦苦吶喊。

　　事實勝于雄辯。６０年間，西藏人口由１００萬人增長到３００多萬人，其中九成以上是藏族。人均壽命，也由２０世紀５０年代的３５．５歲增加到６８．１７歲。按照國家的統一規劃，西藏正在被打造成為“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重要的中華民族特色文化保護地”和“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等。

　　“作為翻身農奴的后代，我雖然沒有經歷那段黑暗的歷史，但通過新舊對比教育，我知道了舊社會的苦，也更珍惜新社會的甜。”新舊對比，讓西藏大學藏族學生拉巴平措懂得了更多。

　　在日喀則市江孜縣城附近，較為完整體現舊時貴族、農奴生活場景的帕拉莊園，每年給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最直觀的感受，貴族錦衣玉食，農奴住在像狗窩的洞里。

　　山南市乃東區克松居委會曾是舊西藏農奴主索康·旺青格勒的大莊園之一，不少老人都曾是克松莊園的農奴。６０年后，這些農牧民自編、自導、自演了話劇《農奴淚》，講述農奴赤列多吉一家六口三代人悲歡離合的故事，不管當地人還是游客，都深受感染。

　　雖然存儲介質、保存方式和展現手段日益多樣化，但經歷過舊西藏的老人日漸減少，西藏目前正組織專業人員加緊記錄整理老人們的口述資料，進行搶救性保護。

　　參與組織這項工作的申小林說，他們正安排專人負責挖掘歷史檔案，對社會變遷做出客觀的還原。一些和桑旦有同樣經歷的老人們的講述，都已經記錄整理完畢。在有條件的地方，有專人對一個村莊、一座寺廟、一個單位、一個家庭的人證、物證等新舊對比歷史資料進行收集整理。

　　歷史是面照妖鏡，公道自在人心。生于１９４８年的格桑強巴，和父母一樣從小就是山南市曲松縣江羅莊園的農奴。“在外邊勞動，是一個人；在莊園里生活，像一條狗。”解放后，他入了黨，擔任村干部３４年，成為村里的領路人。

　　這位老黨員斬釘截鐵地說：“是共產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這是我一生認真做事的動力。”

　　跟老一代相比，拉薩市墨竹工卡縣扎雪鄉格老窩村玉貢組村民堅贊慶幸自己趕上了好時候。這個縣年財政收入２.７億元，其中１.２億投入到民生上，實施了“教育、醫療和養老”三大民生工程：學生從幼兒園到大學畢業全免費；老百姓住院全報銷；６０歲以上老人每月都有補助。

　　翻開賬本，堅贊深有感慨：“國家給的惠民政策有９０多項，生活沒有任何負擔。這一切，都是共產黨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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