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呂文利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3年，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來以后，受到了大部分國家的歡迎，取得了令人振奮的、豐碩的成果。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樂于看到這個結果，一些噪音也隨即而起。他們質疑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合理性，宣稱中國搞“一帶一路”首要目的是擴大在地區的政治影響力，抵消美國的地區領導作用，是和美國爭奪亞太地區的主導權。這真應了中國的古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不過，這種思維也見怪不怪，因為它脫胎于冷戰思維，以及西方慣有的非此即彼思維。畢竟能夠清晰認識西方中心主義的局限，并進行深刻反思的西方學者和媒體還是少數。我們也格外懷念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的判斷：“在歐美，人自嬰孩時期便養成侵略性格，很少提到合作精神。在中國，他們不灌輸侵略性，而是灌輸互助合作精神。在英國，也許在法國，也是一樣，我們要忍受各種形式的暴力和不顧公共利益的行為。這是腐朽敗壞的征兆。來自中國的精神可以有力地抗拒這個壞傾向。”

　　正確理解“一帶一路”的深層理念，充分理解中華民族向來倡導的和平合作、互利共贏的優良傳統，重新審視絲綢之路精神的深刻內涵，實在很有必要。西方文化是以海洋文明為主的文化，崇尚個人主義，勇于探險，精于算計，形成一種非此即彼的倫理和思維。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崇尚和平與包容，是一種既此且彼的倫理和思維。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和為貴”的理念，墨子提出“兼愛、非攻”的偉大思想。只有“兼愛”，各美其美，才能“非攻”，人類才能發展。愛好和平，是中國古代人民的政治智慧，是苦難后的思想結晶。和平的傳統是也是中華文明的內在基因，這是中華文明向世界做出的獨特貢獻，有別于西方排他性的“非此即彼”思維。

　　絲綢之路的開拓和發展正是和平合作精神的體現。縱觀絲綢之路發展史，凡是發生戰爭時期，絲綢之路基本是中斷的；凡是和平時期，絲綢之路都是暢通的。所以，絲綢之路的開拓與發展有賴于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穩定。

　　實踐證明，以和為貴，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內涵之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中華文明的底線。無論強大還是弱小，無論先進還是落后，中華民族從來都致力于提升自己，幫助他人，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已經向世界證明了這一點。秉承“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理念就是新時期“以和為貴”精神的具體表現。尊重對方，守護差異，不以個人或者個別國家標準為唯一標準，不搞雙重尺度，這是近60年中國外交實踐給予世界的制度創新。

　　正是中華民族崇尚“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化干戈為玉帛”“國泰民安”“睦鄰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的理念，使得和平合作的絲路精神世代相傳。

　　互利共贏精神是絲綢之路發展興盛的“推進器”。原來的冷戰思維，認為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儲藏的石油、煤炭可以挖掘殆盡，大家必須為此爭奪；但是在“一帶一路”的新思維中，大家共同開掘人類最重要的自身資源，各國保持合作與共贏，這是未來世界新的利益增長點。習近平曾強調：“‘一帶一路’是開放包容的，我們歡迎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參與到合作中來”。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從來就不是封閉的，更不是狹隘的，這與TPP和“跨大西洋伙伴關系協議(TTIP)”有本質區別。

　　站在各國利益的角度，也許可以宣泄自己的情緒，但是站在人類的整體利益上，有識之士應該擁抱“一帶一路”的新思維、新愿景、新實踐。我們希望，西方政府、智庫和媒體摒棄零和博弈、非此即彼思維，以務實的態度，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來，讓我們互利共贏、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