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　肖河

　　“一帶一路”倡議自提出以來，獲得了沿線各國政府和民眾的普遍歡迎和期待。伴隨著這一倡議的不斷推進和落實，中國也通過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上海合作組織建構起一系列多邊合作框架，這些成就不僅舉世矚目，而且也為一直萎靡不振的世界經濟增添了新的活力和信心。

　　然而，正是因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大影響和深遠意義，出于不同的原因和目的，外部世界一直對其存在著誤讀、誤判、甚至是曲解。有的人惡意揣測中國推進沿線國家合作的意圖和初衷，將“一帶一路”倡議視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有的人產生誤解是因為對這一倡議的性質、目的和途徑還沒有充分理解，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排斥沿線國家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并認為中國進入經濟“新常態”會導致“一帶一路”動力不足；有的人則盯住“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可以改進的不足不放，指出中國企業當“一帶一路”沿線的外域文化習俗重視不足；還有人夸大單一項目的受挫，刻意唱衰“一帶一路”倡議。

　　這些有意或者無意的誤讀，雖然不會改變客觀現實，但是卻會給“一帶一路”的推進帶來不必要的阻礙和麻煩。特別是近期以來，倡議框架下的合作進入到了具體項目的雙邊談判階段，很多正常的合作和調整因為上述種種原因而受阻。因此中方需要更進一步地重申相關政策立場，起到正本清源的效果。

　　首先，對“一帶一路”的質疑很大程度上還源于將正常的市場經濟活動誤讀為中國的政府行為和外交活動。雖然“一帶一路”倡議是由中國政府提出的，但是這依然是一個經濟合作計劃而非政治政策，落實這一倡議的始終是中國企業，遵循的是市場經濟原則而非政策指令。中國政府已經反復重申，“一帶一路”倡議只是中國提出的開放、包容的多邊經濟框架，而不是由中國單一主導和推動的某種政治經濟進程，絕非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或者“經濟互助委員會”。在這一合作框架中，中國創新性地提出了通過增強地區間的互聯互通來加深經貿聯系、激活地區經濟潛力的設想，并且也愿意在這一合作機制中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為打造國家間的命運共同體做出貢獻。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是要單方面“包攬一切”，或者是用中國的經濟影響力來換取在其它國家的政治影響力，更不意味著用中國的工業能力換取其它國家的市場和自然資源。

　　其次，“一帶一路”是一個多方參與、多方推動、共同提高、良性循環的合作機制。具體來說，這意味著中國歡迎其它國家積極參與區域內的經濟合作，提出自身的倡議和合作項目。凡是有利于地區內的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改善的做法，本質上都與“一帶一路”開放包容的主旨相吻合，并不存在“你之所得就我之所失”的零和博弈。

　　因此，中國也并不排斥美國、日本等經濟強國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與基礎設施建設，而同樣這些合作的推進也不應當被視為是“一帶一路”倡議遭到了挑戰和拒絕。這也意味著中國絕非是這一倡議的唯一主要受益者和動力，絕非中國單純施惠于沿線各國。因此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并不代表“一帶一路”的推進和落實將受到消極影響。相反，中國恰恰希望能夠將經濟結構調整與增強區域經濟合作結合起來，在合作中提升中國的工業能力、改善產能結構。

　　再次，由于環境差異和文化習慣的問題，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的投資運營活動中，也確實存在一些對當地文化習俗重視不夠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已經得到了中國政府和企業界的高度重視并且正在不斷改正。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在海外同樣會遇到很多侵害。因此“一帶一路”的推進實際上是一個需要互相適的過程。如果以此來批評“一帶一路”倡議是輸出中國的“發展模式”，無疑是言過其實、指鹿為馬。

　　最后，我們必須要意識到“一帶一路”倡議已經由最初的宏觀構想階段進入到微觀落實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各類開展實際投資的企業才是真正的主角。在每一個具體項目中，由于合作雙方的立場和需求不同，存在利益分歧是非常自然的。以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的高鐵項目為例，雙方基于各自的經濟考慮而就項目進行的討價還價、拖延調整、甚至是暫定終止，都是市場經濟中非常正常和普遍的現象。單一項目所遭遇的種種波折，主要是體現了企業在跨國經濟活動中所做出的博弈與取舍，不能夸大其影響，更不應被視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框架本身遭遇到了挑戰。更何況，整體而言遭遇問題、需要重新調整利益關系的項目仍然只是少數，而且即使一時陷入困局，也并不意味著就此偃旗息鼓。近期，希臘比雷埃夫斯港項目的順利重啟就極其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總而言之，“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尋求構建創新性地區經濟合作框架，推進國家間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重要探索。“一帶一路”的推進必將是一個不斷更新、不斷完善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出現不理解和疑慮的情緒也屬正常。我們相信，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進一步推進和落實，沿線各國政府及其人民將會更加清晰地認識到這一倡議所體現出的精神與原則，“一帶一路”必定會贏得贊賞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