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９月５日電（李赟、李兵峰、馬藝）１９３５年６月，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勝利會師后，兩支部隊擁有１０余萬之眾，為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６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創建川陜甘蘇區根據地”。８月３日，紅軍總部頒布《夏洮戰役計劃》，決定兵分兩路經草地北上，左路由朱德、張國燾指揮，右路由徐向前、陳昌浩指揮，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８月底右路軍走出茫茫大草地，勝利到達班佑、巴西地區，等待左路軍靠攏，共同北上。但是，９月１０日凌晨，中共中央突然率紅一方面軍第１、３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

　　為什么中共中央要在與左路軍會合之前，率領右路軍中的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呢？

　　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方針，頑固堅持南下

　　張國燾雖然在兩河口會議上舉手同意北上，但后來卻出爾反爾，一再企圖南下，準備在地瘠民貧的川康邊少數民族地區，建立根據地，想避開國民黨中央軍，偏安一隅。

　　為此，他百般拖延部隊北上行動，致使松潘戰役計劃被迫放棄。在紅軍總部頒布《夏洮戰役計劃》，決定兵分兩路北上之后，他仍幾次三番想帶部隊南下。

　　后來，中共中央和前敵指揮部聯名致電左路軍領導人，規勸張國燾“立下決心，改道北進”，并歷陳南下的諸多弊端。張國燾對中央再三勸告置若罔聞，頑固堅持“乘勢南打”的錯誤主張，并命令所屬立即部署南下。

　　張國燾大肆向黨要權，不服從中央指揮

　　在已經被增補為中革軍委副主席的情況下，張國燾倚仗槍多人多，以組織問題未解決為由，繼續肆無忌憚地向中央要權，甚至借陳昌浩之口提出讓自己擔任軍委主席，還要求大批四方面軍干部進入中央。

　　為了團結張國燾共同北上，中央滿足了張國燾部分要求，任命張為紅軍總政委，部分紅四方面軍干部增補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但張國燾還不滿足，繼續拖延北上。

　　９月初，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才不得不繼續前進。但當左路軍先頭部隊進至嘎曲河時，張國燾又借口河水上漲，停止了前進，并電告中央和右路軍領導人，公開反對北上，提出右路軍即乘勝回擊松潘。

　　在此情況下，隨左路軍行動的朱德和劉伯承與張國燾進行了堅決斗爭。朱德親自到河邊觀察，并派警衛員下河探測水深，發現隊伍完全可以涉水通過，據此多次提出要部隊過河北上。但張國燾不僅繼續按兵不動，還煽動個別人員對朱老總施壓。

　　為貫徹既定的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沖突

　　張國燾為實現南下目標，對中央決定置若罔聞，對中央指示陽奉陰違。

　　早在兩軍會師后的７月，張國燾就在紅四方面軍軍以上干部會議上，提出要用槍桿子審查中央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９月８日，他電令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駐馬爾康地區的部隊，要他們轉令軍委縱隊移至馬爾康待命，如其不服從，則將其扣留。

　　９月９日，張國燾電令，要求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葉劍英看到電報后，立刻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經緊急磋商，為貫徹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沖突，決定率右路軍中的紅一方面軍第１、３軍和軍委縱隊迅速轉移，脫離險境，先行北上。

　　中央紅軍主力北上后，張國燾率領紅四方面軍和隨其行動的紅一方面軍第５軍和第３２軍南下，于１０月５日，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為“主席”，并通過其“中央”的組織決議，公然宣布“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張聞天）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并下令通緝”。

　　對于中央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的決策，１９３７年３月23日至３１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指出：會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動，中央盡力遷就他，安他一個紅軍總政委。但一到毛兒蓋，就反了，要用槍桿子審查中央的路線，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線，這是完全不對的，根本失去了組織原則。紅軍是不能干涉黨中央的路線的，張國燾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會打起來的。

　　總而言之，中共中央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是在張國燾陰謀分裂黨和紅軍、以武力脅迫中央的情況下發生的，是黨中央的被迫之舉。

　　歷史證明中央的北上方針是完全正確的。中央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一是避免了紅軍間可能的武裝沖突，保存了黨和紅軍的核心領導力量，維護了黨指揮槍的根本建軍原則；二是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并最終落腳陜北，為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為中國革命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三是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先行北上的成功實踐，使廣大紅軍官兵，在事實面前，逐步認清了張國燾的錯誤路線和分裂黨、紅軍圖謀的本質，為實現全軍的集中統一指揮，創造了根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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