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落幕了，這場充滿了“東方之美”和“中國智慧”的多邊外交盛宴給國際社會留下了難忘的回憶，同時，它對國際經濟與國際政治帶來的影響積極而深遠。此次峰會上，中國踐行了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理念，為正在失序的世界提供了新的變革動力和新的行動指南。

G20機制誕生于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之中。這場始于美國華爾街的危機不僅僅是一場經濟危機，也是一場全球層面上的政治危機、制度危機和體系危機。這場危機之中，美歐經濟引擎熄火，“華盛頓共識”漸失人心，美國以反恐為名的單邊軍事行動飽受詬病，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逆勢崛起，成為國際舞臺上耀眼的明星，國家實力的消長加速了國際政治格局分化重組，非西方國家對國際體系的影響力快速提升。傳統的八國集團機制已無力挽救全球經濟的頹勢，一個吸納了新興國家力量、更具有代表性和行動力的新型全球治理機制應運而生。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始終是G20機制的捍衛者、塑造者和推動者。8年來，在“同舟共濟”的G20精神指引下，發達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合作不斷深入，世界經濟已逐漸度過難關，開啟復蘇進程，而這一機制業已成為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主平臺和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經濟政策協調平臺，這不僅反應了全球經濟格局的發展變化，也是國際政治格局朝著多元化、民主化方向發展的具體體現。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治理領域擁有了比以往更大的國際話語權，眾多新興經濟體在這一全球性舞臺上表現愈發積極和搶眼。

8年之后，金融危機的影響依然存在，而G20機制已處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和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上，面臨著復雜的內外挑戰。一方面，國際經濟秩序“失衡”的風險進一步加大。在國內層面，不少國家貧富差距持續拉大，中產階級持續萎縮，對全球化質疑的聲音在增大；在區域層面，不同的貿易規則撕裂了地區一體化進程，保護主義抬頭，地區國家經濟發展失衡現象加劇，在國際層面，新興經濟體增長放緩，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逐漸拉大。另一方面，國際政治秩序“失序”的風險進一步加大。美國戰略收縮至亞太給多地留下了權力真空，而大國之間的地緣沖突風險不斷增長，西方國家與新興國家兩大集團的矛盾開始凸顯，國際政治秩序失衡的現象不斷加劇，與此同時，中東亂局愈演愈烈，“伊斯蘭國”異軍突起，難民危機持續發酵，恐怖主義全球蔓延，歐洲一體化進程遭受重創，民粹主義方興未艾，傳統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正在瓦解，西方國家民眾對世界經濟和國際體系的發展方向上整體處于一種迷茫和焦慮狀態。

在杭州的G20峰會上，中國用實際行動為當前的國際經濟秩序開出了“良方”，用新型國際關系的理念推動了當前國際體系的完善和發展。經濟上，多達29項成果有力地回應了當前國際經濟面臨的“失衡”問題，展示了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的領導力與行動力。此次峰會上，中國將發展問題置于全球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提出包容共享的發展理念，各方就促進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達成共識，為世界經濟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中國繼續高舉貿易自由化、區域互聯互通的旗幟，構建開放型經濟，推動G20制定了全球首個多邊投資規則框架，成立了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著力重振貿易和投資兩大引擎。中國提出用“協同創新”代替“協同刺激”，為世界描繪了一幅用創新、新工業革命和數字經濟等方式挖掘增長動能，財政、貨幣和結構性改革政策相互配合的《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峰會就避免貨幣競爭性貶值達成共識，推動了世界銀行股權審議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治理改革，增加特別提款權的作用，推進國際金融監管，推動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不斷完善，提高了世界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峰會還就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了行動計劃，支持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的工業化，推動世界包容聯動式發展，努力使G20的合作成果惠及全球。

借助此次峰會，習近平主席進一步闡釋了中國的新型國際關系理念——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沒有與世隔絕的孤島，同為地球村的村民，要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伙伴精神是二十國集團最寶貴的財富，也是各國應對全球性挑戰的選擇，各國應該求同存異，共同構建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此次峰會不僅是一次多邊外交的重要成果，也通過多場雙邊會晤讓外界看到了——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持續平穩發展，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高水平運行，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不斷推進，中國同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協作不斷增強，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系的內涵更加充實，這些都為中國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實踐提供了很好的注腳。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此次G20峰會是該機制迄今為止發展中國家參與最多、代表性最為廣泛的一次峰會。東盟主席國老撾、非盟主席國乍得、非洲發展新伙伴計劃主席國塞內加爾、77國集團主席國泰國以及哈薩克斯坦、埃及等發展中國家領導人都受邀與會。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和參與不僅增強了該機制的代表性和活力，為此次峰會成功打下基礎，也在國際體系層面提升了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為在國際政治失序狀態下，國際社會增強凝聚力提供了助力。(董春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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