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扶貧工作進入攻堅階段。群眾脫貧致富離不開產業發展，然而半月談記者在陜西一些縣區采訪發現，在基層扶貧中存在一種趨勢，即周邊什么產業“火”，就上馬什么產業。這樣盲目跟風，缺少差異性思維，導致種植數量上漲，產品滯銷，農民不僅掙不到錢，還對發展產業和脫貧致富越發迷茫。

　　半月談記者在陜北一個貧困村采訪，就碰到這樣的困局：作為紅棗的主產區，該村大力發展紅棗產業，但近幾年紅棗連續遭遇歉收或滯銷。當地政府為了扶貧，仍鼓勵增加種植面積，導致紅棗不但沒有收成，農民還得為爛在地里的果實發愁。

　　陜北黃河沿岸土石山區是全國五大集中連片的紅棗產區之一，是中國紅棗原產中心的一部分。在新一輪扶貧開發的推動下，發展紅棗產業成為陜北多地扶貧工作的主要選擇。

　　李家溝村(化名)是陜北一個普通的村落，村里剛通過移民搬遷住進了新房。但村支書李方圓(化名)因紅棗犯了愁。“我們村不在紅棗的優產區，土壤和氣候條件根本不適合種紅棗。優產區的紅棗個大、皮光、肉厚，但我們村種出來的個小、皮澀、肉少，在市場上沒有什么競爭力。”李方圓說。

　　但在十多年間，這個當地的重點扶貧村，卻被多次規劃為紅棗種植區，要“家家戶戶有棗園”。對此，李方圓也不理解，他說，2011年左右，縣里推廣種紅棗，每畝補貼200元，全村600多名村民中很多人響應，但種出來的紅棗品質不行，加上村子比較偏遠，賣不掉只好自己吃。去年縣上又要求村民擴大紅棗種植面積。“說實話，村里人現在熱情不高，現在1000多畝紅棗基本都爛到地里，還要擴大。”李方圓說。

　　李志高(化名)家是村里的貧困戶，2011年左右響應干部號召種植紅棗。“我當時種了3畝，一方面想著是有政府補貼；一方面也是認為政府指導的，應該還是會有前景。”

　　但紅棗并沒有為李志高帶來預想的收益。他說：“去年的紅棗賣不出去，我根本就沒收打。村里人有的把紅棗喂羊了，還有的人因為紅棗賣不上價，就把樹刨了，改種莊稼了。”

　　紅棗“敗了”，現在對搞什么產業，李志高也比較茫然，太多的錢投不起，投錢少又合適的產業還不知道在哪里。

　　李方圓說，很多扶貧項目都是政府給錢，農民種植。農民往往是哪個項目給錢，就上哪個項目，導致很多項目一哄而上，同質化嚴重。貧困戶更經不起這樣的折騰，一旦失敗就很難“東山再起”。

　　2015年10月底，陜西某市林業局在紅棗產銷情況通報會上公開的數據顯示，2015年該市紅棗種植面積為170萬畝，產量達到67.5萬噸，創歷史最高水平。但截至當年10月底，紅棗僅銷售了13.49萬噸，占全市紅棗總量的五分之一，銷售價格也從前幾年的每斤2元多一度跌落到兩三角錢。

　　“紅棗滯銷存在多重因素，但不可忽視種植面積劇增、產量不斷擴大的因素。去年全國紅棗過剩，陜西、新疆、山東、河北、山西等地紅棗主產區價格都不同程度下跌，導致紅棗市場出現銷售難。”陜北當地一位紅棗種植戶說。

　　李方圓認為，產業扶貧是個好舉措，就怕政府好心辦壞事。“農民要富起來，必須發展特色產業，比如我們村剛剛發展的光伏產業，上面能發電，下面能種地，利于環保，也不浪費土地。”

　　作為移民搬遷的典型，李方圓在產業發展上也有自己的想法。“產業不能太多，也不能單一，既要有規模效應，也要差異化。”李方圓說，“政府扶貧是大好事，我們也希望政府在扶貧產業發展決策上，能多想想，多聽聽，讓我們農民真正受益。”

　　全國人大代表蔣秋桃在今年兩會期間曾呼吁，要謹防扶貧產業產能過剩。“在對口幫扶過程中，一些部門選擇的扶貧項目多為農林經濟作物、種植業、養殖業和初級加工業。如果相鄰村鎮發展相同或相近產業，極可能出現新的產能過剩。”

　　短評：扶貧產業須精挑慎選

　　精準扶貧，一在精，二在準。精就是要把產業做精做強，準就是要定向打靶，扶到根上、點上，讓貧困群眾真正得到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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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精而準？關鍵要找準路子、因地制宜。政府在引導扶貧產業時應避免貪大求猛，避免扶貧產業同質化，造成內部資源虛耗，增加無效供給。應當實行差異化競爭，讓每個產業向優質發展，具有不可替代性。

　　扶貧工作應尊重市場規律，減少盲目生產，要從向產量、規模要效益，轉變成向質量、品牌要效益。在與市場對接時，應從全國與區域不同層次，增強預警機制，做好產業規劃，有效規避市場風險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