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報道梳理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公開資料后發現，截至8月29日，中央紀委和部分省區市、副省級城市紀委通報曝光的883起侵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典型問題中，扶貧領域突出問題有325起，其中有218起案例是村官涉腐，61起涉及鄉鎮干部，兩者占比86%。如果說數字稍顯冰冷的話，那么由不久前“楊改蘭案”牽連出的涉及當地扶貧政策落實不完全到位等問題，則進一步凸顯了在實現精準扶貧過程中，建立一個開放扶貧系統的必要性。

　　在新一輪的扶貧攻堅戰中，精準扶貧是個被反復提及的概念。顧名思義，精準扶貧的要義就在“精準”，即在精確識別扶貧對象的基礎上，從其現實需求和客觀條件出發，改變以往一些項目的“漫灌式”做法，有針對性地施策，從而提高資金效率和政策效果。扶貧領域涉腐“村官”的高占比，無疑是精準扶貧的最大掣肘。正如報道從325起案例中總結的，無論是“無中生有、虛報套取”“以權謀私、坐地生財”“張‘冠’李戴、優親厚友”，還是“雁過拔毛、順手牽羊”“欺上瞞下、挪作他用”，最終傷害的都是那些真正需要政策救助的人。因此，從某種程度來說，精準扶貧的關鍵在基層。確保基層部門把扶貧資金、政策按規定落到實處，就是打通精準扶貧的“最后一公里”。

　　從治理的角度，無論是糾正扶貧過程中侵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還是打擊村官的腐敗行為，首要的是嚴格依法依規加大查處力度，構建起更加完善的監督約束機制。但同時不能忽視貧困地區相對偏遠、信息閉塞的現實。這種客觀狀況帶來的直接后果是，現有體制下一些原本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有可能大打折扣，甚至失靈。比如，強調扶貧對象、項目的信息公開，但無法回避的是，一些貧困戶既不懂得就公開內容進行反饋，也不知道在發現問題時如何進行有效申訴。追根溯源，這是一個與現有行政體制伴生的封閉的扶貧體系。在這個體系里，政策的實施靠的是自上而下一級一級傳導，政策的效果則依賴自下而上的逐級反饋，一旦底層出現了偏差或瞞報，那么政策就難以“精準”。尤其是越往基層，工作量越是幾何級增加，單純靠自上而下的監督，即便人力上都難以為繼。

　　村級組織是黨和國家扶貧政策、資金資源落地的最后“中轉站”。因此，在強化監督問責、加大政策宣傳的同時，精準扶貧更應著眼于建立一個開放的扶貧系統，特別是在容易發現信息不對稱的基層。在一個開放的系統中，不僅有自上而下的紀律約束和問責監督，更有來自原系統之外的制約。比如，一些地方已經實施的選派機關優秀干部到村任第一書記，不僅有助于給貧困地區對接新觀念、新思路，更有利于在原有的鄉村行政體制之外形成相對獨立的監督力量，從而增加當地村干部虛報套取、雁過拔毛的機會成本。再比如，引入社會公益組織參與扶貧，從而對原有體制的弊病形成一定的制衡，近年在很多地區開展的“免費午餐”項目，就是一個民間公益組織與政府機構合作高效扶貧的很好例證。

　　表面上看，避免基層“蛀蟲”侵蝕精準扶貧的根基，需要持續推進信息公開、不斷強化各種監督問責機制，但說到底，還是要提高基層的治理能力，并且只有這個治理體系中活躍著多方力量和主體時，才不至于出現“一言堂”、小團體合謀等損害群眾利益的現象，才能讓精準扶貧帶給人們更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