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中央環保督察組開始了云南省的環保督察工作。僅僅半個月時間，中央環保督察組就接到群眾對一家叫做云南先鋒化工的企業高達46次的投訴和舉報。面對持續性違規排污，云南先鋒化工公司卻表示，即便不符合國家相關規定，也無所謂，因為他們的企業很特殊。（12月5日央視）

　　面對地方民眾的常年投訴與中央環保督察組的專項整治，這家企業卻依然能夠坦率說出，“即便違規也無所謂，因為他們企業很特殊”，顯然突破了人們對于一家違規排污企業應有形象的設定。所謂“特殊”的原因并不復雜，無非是因為其屬于當地重點企業，是地方政府區域經濟的臺柱子、財政的錢袋子，從而在環境治理中，獲得了某種近乎公開化的區別對待。

　　從媒體披露的信息來看，不能說當地環保部門對于這家“特殊”企業的任性排污完全無動于衷。僅2016年，云南省環保廳就多次對該企業采取了行政處罰與停產整頓。但問題也正在于此，這邊是看似嚴厲的違規處罰，那邊企業卻依然我行我素——相關部門完成了“治理任務”，企業的違規生產也不受影響，由此，在環保部門與企業之間達成了某種隱性的平衡。只不過，維持這種畸形平衡的，并非只是環保部門的不作為，而是更源自某種超然于環保治理之上的地方袒護。

　　是污染大戶，但更是稅收大戶——當地政府顯然是以實際行動對先鋒化工作出了這樣的排位。而地方政府所展現出的這種價值序列，與企業不憚于說出的“我們很特殊”，不過道出的是當前某種有著普遍性的污染治理真相：一方面，在不少地方，仍有地方政府將環境治理與經濟發展對立起來，而為了確保一時的經濟指標，污染大戶依然可以享有違規排放的“豁免權”；另一方面，較之于企業出于自身利益的違規偷排，地方政府囿于財政收益而主動對污染企業放行和袒護，其惡劣影響與負面示范，顯然危害更甚，這恐怕也是當前環境治理最應該攻克的“堡壘”。

　　最嚴環境治理時代，特權污染戶的存在，無疑是一種深刻的反諷。它不僅影響著環境治理的整體進度，也吞噬著人們對于環境質量改善的信心。究其原因，既與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關系之處理的失敗有關，更或源自不少地方對粗放式發展模式的依賴仍在延續。就此而言，擁有特權的污染大戶的存在，不僅僅是一種環境治理的危機，而更是一種發展的危機。而個案的糾偏之外，還有多少享受“特殊待遇”的污染大戶在任性排污，如何突破傳統發展模式對于環境治理效力的消解，顯然值得更多的地方反思與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