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詹啟敏教授在首屆健康中國高峰論壇上提出，我國有關部門對于將體檢費用納入醫保的事宜，應盡早有一個合理安排，并制定出時間表。詹啟敏表示，對于什么類型的體檢，用什么樣的體檢手段，安排多少額度或比例的報銷費用，每個國家可以根據不同的體制、需求和經濟實力做出各自的安排。（12月11日《京華時報》）

　　有資料顯示，每年做健康體檢的人一生所花費的醫療費用只占不做體檢者的1/5。因為凡是重大的疾病，都只有做到“先發現”，才能“先診斷”和“先治療”。很多重大疾病，在平時可能沒有多大的不適癥狀，比如肝癌，肺癌等，很多患者在平時幾乎沒有任何反應，不過一旦出現了嚴重的癥狀，比如疼痛等，就可能已成為癌癥晚期。此時的患者，既錯過了最佳的治療時期，也會因為后續的治療成本太高，而讓家庭陷入絕境。

　　從醫學上講，治病的最高境界是“治未病”，防患于未然才能控制和減少后續的成本。也正是堅持“預防為主”的策略，很多國家都十分重視公眾的體檢，并將其納入醫保統籌解決。正如中國健康促進基金會理事長白書忠所說，以胃癌為例，目前日本、韓國的早期診斷率在80%以上，我國還不到20%。這種差距的主要根源，就在于我國缺乏以體檢為基礎的早期篩查和診斷機制，從而使診斷率始終處于相對滯后的狀況。很顯然的是，若是不能通過政策的引導與途徑的改變，那么這種情況很難獲得根本改善。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管理與服務觀念出現了偏差。有相關職能部門看來，醫保的主要功能是“醫”而非“檢”，因而醫保的資金使用，也就只能用于治療而不是體檢。把體檢與治療對立起來，或者視之為個人之事而不是公共政策的范疇，才是導致體檢納入醫保遲遲難以落地的原因。另一方面，則是九龍治水之下，醫療保險與公共衛生之間，既存在著概念上的混淆也存在著職能上的交叉。早在2011年，針對北京市居民健康體檢將由醫保報銷的外界消息，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澄清道，體檢費用不可能由醫保報銷，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目前也沒有相關計劃，并認為體檢費用應該由公共衛生承擔。

　　“重醫輕防”的觀念根深蒂固，讓全民體檢納入醫保的推進，始終難以落地。其實就實現途徑來說，全民體檢納入醫保并不難實現，比如現行的個人賬戶的使用與管理，就存在很大的問題。一方面是醫保資金的缺口增加，入不敷出的現象在個別地方比較嚴重。另一方面，卻是大量的個人賬戶內的資金被套現用于購置其他商品，形成了實際上的資源浪費。如此情況下，不妨增加其使用途徑，讓其可以用于體檢報賬，同時結合地方的特點列出體檢清單，并給予醫療報銷，如此既可以解決體檢經費不足的問題，又可以實現體檢項目的擴大化，更能讓社保資金獲得更高效的使用。

　　無論是專業角度，還是國外經驗，以及現實的要求，都說明體檢納入醫保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然而直到目前，除了少數地方有所嘗試，其他地方依然鐵板一塊，進展極為緩慢，體檢納入醫保依然處于“專家建議”的階段，其背后的原因尤為值得深思。或許，只有從公共資金的使用效率，以及醫保政策的功能取向上，實現認知的糾偏，才能讓公共政策實現重大調查，從而讓“體檢納入醫保”由專家建議，上升到政策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