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人民檢察院案件信息公開網發布最高檢關于聶樹斌案再審檢察意見書，引發社會關注。有媒體評論認為“最高檢檢察意見是聶案民意的法律解讀”“在聶案重審的跌宕起伏之后，最高檢公布的檢察意見也成為了一份歷史文獻”。這份沉甸甸的再審檢察意見書到底是怎么出爐的？2月10日，最高檢刑事申訴檢察廳聶樹斌案辦案組詳細介紹了再審檢察意見的出爐始末。

　　揭秘1

　　成員分別獨立審閱全部卷宗

　　2016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決定提審聶樹斌案并交由第二巡回法庭負責審理。隨后，最高檢黨組聽取相關情況匯報后，決定成立聶樹斌案再審辦案組。

　　“聶樹斌案再審辦案組于2016年8月3日至19日赴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集中封閉閱卷，并將全部案卷材料復印帶回逐一審查。辦案組的每名成員都分別獨立審閱了在案全部43冊卷宗及50余份視聽資料，形成20余萬字的閱卷筆錄。”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申訴檢察廳廳長尹伊君介紹說，辦案組還于2016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赴河北開展證據復核調查工作，邀請最高檢信息技術中心派員全程同步錄音錄像。針對原案重大缺陷和瑕疵以及一旦開庭審理有可能到庭的證人，共復核和詢問原偵查、技術及鑒定人員等20余人，實地走訪查看了案發現場，制作調查詢問筆錄200余頁。

　　“辦案組成員都獨立對聶案提出了自己的初步審查意見，有的成員側重關注辦案程序，有的更關注案件的實體性問題，因此，這些初步審查意見雖然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就是辦案組所有成員對于應當改判無罪這個最終審查結果達到了高度統一。”最高檢刑事申訴檢察廳申訴二處處長杜亞起告訴記者。

　　揭秘2

　　實物證據遵循“供證一致”

　　杜亞起說，“我們始終堅持三個原則：首先，堅持一切事實認定都建立在客觀真實合法的證據之上；其次，徹底摒棄存在新舊兩個不同證據標準的錯誤認識；第三，切實堅守檢察權行使的客觀公正立場。”

　　杜亞起舉例說，《檢察意見》對于聶樹斌有罪供述真實性、合法性存疑的第二條理由為“作案工具來源不清，原審判決認定花襯衣系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問”，主要依據包括“花襯衣來源不清”和“聶樹斌供述偷拿花襯衣動機不合常理”。

　　“雖然聶樹斌供述偷拿了一件襯衣，并對該襯衣進行了辨認，但失主梁某并不能證實確實丟失過襯衣；而讓聶樹斌辨認的花襯衣曾被清洗，且未對現場提取的花襯衣進行清洗的過程作出記載和說明。現場提取的花襯衣與讓聶樹斌辨認、隨案移送的花襯衣是否同一，存在重大疑問。聶樹斌多次供述偷拿襯衣是準備自己穿，但根據物證照片及現場勘查筆錄記載，該襯衣僅是衣長61.5厘米的女士上衣，且多處破損。”杜亞起認為，案件實物性證據，其自身客觀真實性至關重要，同時，供和證之間的關系如何對定案影響很大。一般而言，先供后證的證明力要高于先證后供的證明力。只有當供證一致，口供的真實性就頗具說服力，被告人有罪供述的真實性、合法性才能得以保證。

　　揭秘3

　　事發多年堅持現場實地勘查

　　多年過去，盡管聶樹斌案的案發現場早已物是人非，最高檢聶樹斌案辦案組成員堅持到現場實地勘查。“當時案發現場是一片玉米地，現在案發地卻被一條南水北調的水渠流經而過，案發現場的痕跡早已無處可尋。”杜亞起說，但作為檢察機關案件承辦人，卻不能基于“可能會白跑一趟”的認識就不去做。

　　“去案發現場復核的過程就像‘大海撈針’，有可能撈得到，有可能撈不到，但必須去做。任何事物體現出來的特質很可能會與其他事物發生關聯，有些人認為，只有在案的證據才會對案件判斷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有時候，其他方面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因素，對于在案證據的判斷是非常有幫助的。”杜亞起語氣堅定，在他看來，這是案件承辦人最基本的態度問題。

　　尹伊君感慨道，案發地從20多年前荒無人煙到如今流水長河的變化，似乎也預示著我國法治建設進程在不斷推進。“當疑罪從無、無罪推定這樣的基本法治理念不僅深入到司法人員內心，而且深入全社會的人心，這樣的案件得以糾正就是順理成章、順應人心的。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們應當從每一起冤假錯案的平反昭雪中認真總結反思，汲取深刻教訓，健全糾防冤假錯案長效機制，真正告慰像聶樹斌一樣的蒙冤者，讓悲劇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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