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乏有效行業監管與行業自律的現狀下，我國國際學校滋生收費標準不一、教學質量良莠不齊、辦學機制多元且權責不清的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際學校市場的良性發展

　　調查動機

　　近年來，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掀起了一股“國際學校”熱，不少家長將孩子從公立學校轉入國際學校，以避開“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高考，同時為未來的出國留學鋪路。然而，上國際學校就真的能與國際接軌嗎？國際學校真的適合孩子們嗎？

　　放下電話，本來還在侃侃而談的陸琴，默默地嘆了一口氣，“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陸琴所說的“次”，指的是一家位于北京市朝陽區的國際小學，每年學費18萬元。陸琴本想讓孩子上一所更好的國際學校，但因孩子不是外國籍不得不放棄。“原來以為只要父母一方是外籍便可，今年卻多出了孩子也必須是外籍的條件”。

　　近年來，不少學生家長因種種原因，將孩子的受教育路徑從公立學校轉向了一條非主流的教育道路——國際學校。

　　“我越來越感到，孩子之間的競爭實際上是家長之間的競爭。這個競爭是個無底洞，沒有標準，沒有底線。”一位曾輾轉于公立、私立、國際學校的家長在某教育論壇上留言，“平心而論，無論走哪條路，都能達到同樣的目標，家長應該根據自身和孩子的客觀條件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路”。

　　這也道出了不少選擇國際學校的中國家長的心聲和邏輯：國際教育終是件“奢侈品”，動心可以，買下卻需要冷靜又冷靜。

　　為什么要去國際學校

　　為什么要去國際學校？答案五花八門。

　　陸琴的答案很明確，盡早接軌，“因為我們家的生意已經逐漸轉向國外，我們打算過幾年移民，國際學校和國外教育體系更加接近”。

　　不過，除了這種解釋，陸琴還有一些話，“孩子在公立小學上學太辛苦”。

　　北京女孩瑛子選擇就讀國際學校，也有類似的原因。3年前，瑛子的生活是這樣的：每晚寫作業要花3個多小時，到晚上9點才能做完功課。瑛子的媽媽曾經以為，做作業花3個多小時是女兒拖沓造成的。然而，當她看到所有作業后，這個在上世紀70年代讀五年制小學的北京白領沉默了：語文復習5節，聽寫生字背課文、復習聲母表、改小卷子，還有一頁漢字要寫；數學口算練習一頁，改卷子、復習；英語復習3課單詞、背誦……

　　瑛子的父母最終決定讓孩子離開公立學校的原因在于，瑛子在設計黑板報時沒有按照老師的規定畫線，被老師在全班同學面前責罵，繼而因為瑛子說了自己的理由，被罰站一個中午。

　　“我發現孩子的眼睛已經不亮了，所以下決心離開。”這是瑛子的媽媽給記者發來的微信。

　　“假如我在上海有房且家庭年收入60萬元以上，我有兩種選擇，第一種是送孩子讀初中，中考后上普高，高考后上大學；第二種是送孩子去讀國際學校，考國外的大學。前者學費大概是后者的1/20。然而，就大學的錄取難度而言，復旦大學和交通大學在上海的錄取難度遠大于去國外讀個相似排名的學校。此外，最重要的一點在于，孩子可以更早和國外接軌。”在受訪者中，鄭勇華說得更“實際”，他的女兒目前在上海就讀國際學校。

　　“在國際學校里，學生的家庭背景非富即貴，家長基本上是各個領域的精英。把孩子送到這些學校也是希望幫孩子從小打造一個人脈圈子。”鄭勇華說。

　　國際學校門檻有哪些

　　不管是陸琴還是瑛子的父母，又或者是鄭勇華，他們送孩子上國際學校的理由很多，但最重要的前提是，這三個家庭的年收入很高。

　　在很多人看來，有錢是上國際學校的一個重要前提。

　　“入學以后，學費每年至少10萬元，這還不包括住宿、生活費，不包括課外補習班、興趣班。”鄭勇華告訴記者，另外還有各種國際旅行、冬夏令營和所謂的“開眼界”活動。年級越高越費錢，因為各種游學、社會活動會增加開支。

　　當然，除了高額開銷，國際學校還有其他門檻。

　　鄭勇華告訴記者，目前國際學校之火爆，已經遠遠超出想象。“特別是北京的國際學校，已經不像前幾年那樣只要報名就能上。想讀國際學校，不光要求學生參加選拔考試，一些學校對學生身份、家庭等情況還會做出要求”。

　　“除了一些國際學校要求孩子持有外國護照或綠卡，同時還要求入學申請者父母至少有一方持有外國護照。有的國際學校甚至對父母的家庭教育理念都做出了要求，比如有的學校會要求了解父母是否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甚至家長對國際學校以及國際課程的熟稔程度也被納入入學考查因素。”鄭勇華說。

　　在江蘇省蘇州市工作的程雪梅也告訴記者，因為丈夫有加拿大國籍，為了讓女兒今后能上蘇州的國際學校，她準備帶孩子到加拿大生活幾年以取得加拿大國籍。

　　然而，有錢、有外國籍，還不是進入國際學校的全部門檻，還包括孩子的英語水平、家長的空閑時間等。

　　“如果沒有英語基礎卻想讓孩子考國際學校，這不是開玩笑嗎。先不說學校能不能錄取你，就算孩子進去了，能適應全英文教學嗎？能與老師同學愉快交流嗎？孩子能適應嗎？”鄭勇華對記者說，孩子即便進入了國際學校，也非萬事大吉。“國際學校的課時相對較少，孩子的假期多，還鼓勵家長高度參與學校的各種活動，除了和孩子有關的各種節慶表演活動，還有媽媽沙龍、讀書會、家長聚餐、教育講座等，假期里最好還能帶孩子去旅行”。

　　國際學校是什么來歷

　　五花八門的國際學校、國際班經常讓“小白”家長一頭霧水。記者發現，在北京市，各類國際學校就有數十家，陸琴為了考察學校，花費了半年時間準備資料。

　　“除了少數供外國使館工作人員子女上學的純國際學校外，大部分國際學校的主體性質其實是民營教育培訓機構。這些民營機構的出資方千差萬別，可能是某個知名教育家，也有可能是某個煤老板。”陸琴說，這類學校通常會掛靠在一個國際文憑組織的旗號之下，“比如英國的愛德思和劍橋大學考試委員會、瑞士的IB等。國際學校和國際文憑組織的關系是，前者是后者在某個地區的認證考試中心和教學點。后者為前者做資質考核和監督，但前者具有完整的人事權”。

　　“很多圈內人告訴我，掛靠在國際文憑組織的學校只要能通過考核，之后的管理和運營一般都不會被國際文憑組織過問。”陸琴說。

　　據介紹，目前比較好進的國際學校屬于中外學生同堂，被稱之為“提供國際課程的中國民辦學校”。

　　1997年，北京私立匯佳學校開設了國際文憑課程。2000年，世青國際學校成立，外籍學生占65%，中國籍學生(含港澳臺)占35%。此后“民辦洋教育”風生水起，2005年樂成國際學校成立、2006年海嘉雙語學校成立……這些學校的創辦者，多為企業家，如王府、樂成、新英才等學校的背景都是房地產開發商，有些則原本就是教育從業者，其中就有原來北京五十五中國際部的負責人。

　　不過，時下家長們談論最多的“國際學校”，也是最受歡迎的，卻是另外一塊“是非地”。

　　記者采訪了解到，70%以上選擇“國際學校”的家長，送孩子就讀的實際上是公立中學開辦的“國際班”——提供高中課程，但孩子在中考結束后就進入到出國程序。這里面有真正的國際班，只招收外籍子女或國際留學生，也有90%的學生都是中國籍的高中國際部。

　　無論是名校，還是普通高中創辦的“國際班”，幾乎從誕生之初，就因其亂象叢生、利益鏈復雜，質疑聲不斷。

　　學習氛圍不敢恭維

　　了解了國際學校的來歷，不少家長可能想知道，這些國際學校除了收費貴，還有什么？

　　“就課程來說，這類國際學校的教學部分完全以外籍教師為核心。課程設置要么選擇英國體系，要么選擇美國體系，或者兩者兼用。”曾經在北京某國際學校擔任老師的包小娟向記者介紹說，這些外教教師的質量是“一分錢一分貨”。

　　不過，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盡管是貨真價實的外教，但也有不少學生即便在高中畢業后仍玩不轉英語。“在學習方面，也要看學生的自主性，很多國際學校管的不嚴，學習風氣并不好。”包小娟坦言。

　　除了開設國外課程，國際學校還會提供多種特色課程。在一些國際小學，鋼琴和游泳是與語數外一樣的必修課，中學還開設諸如陶藝、戲劇、攝影等課程，并要求在自然科學(生物、化學、物理)、社會和文化類(商管、經濟、歷史、哲學、藝術等)中選修課程。此外，每科都會布置論文，要求用英語寫作。

　　學生們還有豐富的社團活動，涵蓋運動、商業、藝術、公益等多個種類，每天有固定的社團活動時間，學生也似乎更熱衷于這類活動。“我不敢保證學習一定比外面強，但是自主意識、人際交往等方面的培養，一定比外面學到的多。”一位曾在北京王府學校就讀的女生對記者說。

　　“國際學校最顯著的社交特點在于隔離性。學生以語言分群，說中文的在一起混，說法文的在一起混，說英文的在一起混。在這種環境里，最吃香的是會多門語言的學生，能在各個圈子里都混得開。”包小娟說。

　　對于不少家長關心的學習氛圍，“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講，這里的學習氛圍差強人意。去年，我們學校的平均畢業成績在全地區排名第一，遠超國際學校的世界平均分，然而懶散、享樂仍然是這里的主題詞。”包小娟說。

　　對于國際學校的問題，在女兒就讀3年之后，鄭勇華也有不少感觸。

　　“上海最近開始整頓國際教育市場。一方面原因是最近十來年發展太迅猛，出現了不少不合理現象。據我們家長了解，一些國際學校打著公立學校的旗號招生，中間出現不少腐敗和利益輸送。”鄭勇華說，還有一些國際學校管理失當、教學質量低，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生源質量下降。學校招生不滿，就會降低標準，為了盈利放任各類學生進來讀書。好孩子進去了反而不能忍受不學無術的風氣。

　　包小娟回憶，一次開家長會時，有位家長當場發飆，她問道：“我初中那么優秀的孩子，現在為什么變這么差？”

　　答案是多方面的。“公立學校的老師比家長還急，一個班幾十號人，老師并不是只關注特定的孩子，而是對每個孩子的一點點進步和退步都不漏過。但到了國際學校，孩子和家長的感覺可能就是沒人管了。與此同時，這些不以高考為目標的孩子，一方面要參加高中會考，拿到高中畢業證書；一方面要拼命適應國際課程，爭取被國外大學錄取。孩子的壓力非常大，可是他們一下子找不到學習國際課程的方法，有些孩子的成績退步特別大。”包小娟說。

　　留學宣傳言過其實

　　不少國際學校往往對外宣稱：入讀美國甚至世界前一百名學校的幾率高達90%以上。這樣的宣傳語也成為一些家長選擇國際學校的動力。

　　“進國際學校完全就是奔著出國的，除了家里有企業和不想出國的學生，成績不好的學生就只能多花錢出國。”一名在國際學校就讀的學生毫不諱言。這名學生的家長在國內一所大學工作，因為對國內大學的某些現狀存在擔憂，于是將孩子送到國際學校讀高中，繼而考取國外的大學。

　　去年12月，由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經濟研究所副編審范皚皚、深圳市教科院教授張素蓉、成都市教科院教育改革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史玉組成的課題組發布了《高中留學意愿報告》，其中顯示，國際班學生作為留學群體的典型代表，有著更為突出的特征，學業成績排名在26%至50%這一階段的學生就讀國際班的比例最高。這說明就讀國際班的學生是成績次優的中學生。

　　此外，在調查中，家庭年收入在50萬元及以上的學生中，超過一半就讀于國際班。由于我國目前國際班實行單軌制，就讀國際班便不可以并且也很難再參加國內高考，所以一旦選擇了國際班，也就相當于選擇了低齡留學。

　　盡管出國留學的目的很明顯，但對于國際學校宣稱的“去國外都讀名校”，不少學生認為有“過度宣傳”之嫌。

　　“學校宣傳得太過頭了。在我們精英班，有同學的托福只考了很低的分數。”就讀于北京市昌平區某國際學校的一名同學說，在學校高三最好的班級，一般只有一半的學生能考進美國排名前30的學校。

　　在包小娟看來，如果家長在選擇國際學校前對國際課程完全不了解，只是因為孩子在公立學校太累，那么將孩子送到國際學校反而是件壞事。

　　對此，瑛子的媽媽深有體會，“剛從公立學校轉到國際學校時，孩子的英語完全跟不上節奏，只能補課。用了兩年時間，我女兒才從國際學校的雙語班轉到完全的英文班”。

　　在很多人看來，孩子進了國際學校，家長就可以放松了，實則不然。

　　“在北京、上海的很多國際學校或國際班，學校為了保持高畢業率，會在學生畢業前一年勸退成績不好的學生，或者讓這些學生復讀。但是，這些被淘汰的孩子只有出國這一條路可走。”一位母親在某教育論壇上這樣寫道，她的兩個孩子在北京某知名國際學校上學。這位母親發帖說，“為了讓孩子的成績提高，我又急著給他找家教，教他SAT、TOEFL等。一對一的私人家教很貴，通過私人關系找到的是300多元/小時，通過機構找的需要四五百元/小時。兒子還得同時補好幾門課，兒子出去補習一次，一兩千元就沒有了。走這條路的家庭，經濟壓力越大，對孩子的要求往往越高，家長的情緒也越容易失控”。

　　加強監管迫在眉睫

　　對于目前的國際學校“熱潮”，在今年的地方“兩會”上已經引起了有關方面的注意。以上海為例，不少代表提出，教育本不應該是一個賺大錢的產業，我國法律也規定，義務教育階段的民辦學校必須是非盈利的。有些“貴族化”的國際(雙語)學校，真正的目的不是培養人才，而是瞄準了家長的腰包，把學校當成了搖錢樹。這些學校的教師流動性大，良莠不齊，辦學質量也可想而知。對于這樣的“國際學校”，家長們應當警惕。

　　2016年11月，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和北京王府學校聯合發布的《中國國際學校報告藍皮書(2016)》顯示，在缺乏有效行業監管與行業自律的現狀下，我國國際學校滋生收費標準不一、教學質量良莠不齊、辦學機制多元且權責不清的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際學校市場的良性發展。

　　在《2016中國國際學校發展報告》發布方新學說傳媒CEO吳越看來，國際學校作為一個復雜的教育體系，從宗旨、教學到招生、市場，都需要建立一套符合國際標準的治理結構、運營管理機制以及具體的操作執行系統。然而，現實卻是受制于投資者與辦學者的理念，在學校管理上存在較多的非標準化、家族式管理方式和機制。

　　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的決定，修改決定將于2017年9月1日起實施。在有關修改民辦教育促進法的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許安標表示，此次修法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對民辦教育實行分類管理，并對兩類學校做出明晰的界定，“還將依據分類制定相應的收費、財政支持、稅收優惠、用地政策”。

　　不少業內人士表示，民辦教育促進法的修改對國際教育行業的影響還需等待更多細則出臺，不過目前國際學校存在的諸多問題既需要政府部門加大監管力度，同時也要靠市場調配、優勝劣汰的競爭等方式解決。

　　《中國國際學校報告藍皮書(2016)》則建議，保證教育質量是民辦國際學校要正視的問題，完善政府部門在低齡留學人群的監管與服務也是解決行業監管現狀的途徑。此外，合理配置本土教師、外籍教師和海歸教師，是維持國際學校教學穩定、借助國際課程教學經驗改革本土課程、實現國際學校長久發展的重中之重。

　　對于民辦國際學校存在的亂象，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也有觀察，他認為，國際學校在監管上是有空白的，“民辦的國際學校按照私立學校在管理。而在教育上，因為這類學校被要求要完成中國所有公辦學校規定的課程，所以他們把課程列在課表上，但不會按課表教學”。

　　陳志文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相關部門需要對國際學校進行監管，“首先要從法律層面重新定義國際學校，另外，也需要對相應政策進行調整，畢竟按照私立學校的監管標準，很多學校實際教授的課程體系是非法的”。（本報記者趙麗 本報實習生 周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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