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題為“貨幣政策”的分論壇上，參與討論的嘉賓大多數時候談的卻是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這或許能說明在當前的宏觀形勢下，決策者對于各類政策工具的態度與抉擇。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直言，盡管在危機后的經濟恢復過程中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必要的，貨幣當局也能創設一些工具來助力結構性改革，但不能過度依賴貨幣政策。我們或許已處于寬松周期的尾部。當公眾和政策制定者更加理性后，將更加重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

　　貨幣政策的能與不能

　　次貸危機后的近十年來，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的貨幣政策紛紛加大寬松力度，并采取了量化寬松和負利率等非常規手段。

　　周小川認為，量化寬松政策已經實施多年，或許我們已經達到寬松周期的尾部。盡管各國在危機后的復蘇進程不盡相同，從全球的視角看再通脹也還難有定論，因此各國貨幣政策的步調并不會協調一致，但對于貨幣當局來說，發出“不要過于依賴貨幣政策”的聲音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貨幣政策并非萬靈藥。

　　政策本身就是權衡的藝術。任何政策都有副作用，貨幣政策也是如此。發達國家的量化寬松政策使得全球金融市場充斥大量流動性，但許多流動性并沒有進入實體經濟，而是催生了許多資產泡沫。

　　周小川指出，我們需要在不同目標之間作出取舍。高通脹或資產泡沫是貨幣政策的非預期后果，不能說寬松的貨幣政策是資產泡沫的直接原因。貨幣政策或許會有副作用，但我們需要從危機中走出，應當看到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經濟得到了康復。

　　之所以人們會依賴貨幣政策應對危機，在周小川看來是危機剛發生時，許多發達經濟體的債務占GDP的比重比較高，比如歐盟的警戒線就是60%，很多國家都逼近這一紅線，后來又出現了主權債務危機。因此當時很多國家的貨幣政策制定者認為財政手段已經窮盡了，所以貨幣政策扮演了突出的作用。

　　改革政策需形成合力

　　“事實上，財政政策對于結構性改革很重要，沒有財政政策，很難進行結構性改革。”周小川表示，要發出這個信號，告訴人們不要過于依賴貨幣政策。

　　巴基斯坦前總理、前花旗私人銀行總裁Shaukat Aziz明確指出：“我們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實現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的使用已經到了極限，我們必須同時關注到其他政策如財政政策，而更為重要的是進行結構性改革。單純依賴貨幣政策，能幫助你出門，但并不能使你抵達目的地。”

　　日本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政井貴子在參與分論壇討論時指出，貨幣政策本身對經濟恢復有效果，但與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結合起來會更有效。她還特別強調，結構性改革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見效。她以日本的旅游業為例，日本政府于2003年開始鼓勵旅游業的發展，當時每年到日本的游客不到1000萬人，目前這一數字已經超過了4000萬人，旅游業對GDP的貢獻達到3萬億日元。她認為，這些變化不會在一夜之間突然發生，也許需要十年甚至更久。

　　這當中，貨幣政策的作用是什么？政井貴子強調，貨幣政策應該首先關注通脹目標，此外還需要保護和支持結構性改革所關注的行業。目前看，有些領域的效果可能不是很明顯，但或許五年或十年后，情況會有所不同。

　　周小川介紹說，從中長期看，中國已經從依賴進口轉向促進內需，并從以往的制造業為主轉向服務業為主。中短期看，中國正在進行“三去一降一補”，來解決結構上的問題。

　　周小川特別強調，盡管不能過于依賴貨幣政策，但貨幣政策對于結構性改革并非毫無作用。理論上說，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是調節總需求的，但貨幣當局也可以創造一些貨幣政策工具，引導資金進入一些戰略性和薄弱性產業。英國央行此前推出了“融資換貸款”（Funding for Lending Scheme，簡稱FLS）計劃，中國央行也創設了一些貨幣政策工具，引導資金進入“三農”和小微企業，但最終效果還有待觀察。(記者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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