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

　　唐代的繁榮與大力倡導廉潔政治息息相關，修纂《唐律疏議》，對官吏貪污賄賂作了嚴密規定，從而與官吏銓選、考課、監察制度一起，構成了行之有效的廉政機制。一批廉潔奉公的士大夫文人應時而生，比如盛唐的盧懷慎、狄仁杰、姚崇、宋璟等，中唐中興時期的杜黃裳、錢徽、白居易、韋夏卿等。他們以社稷為重，崇德尚儉，勤政為民，并對廉潔從政多有思考，豐富和深化了唐代的廉政思想。其中一些富有創新的觀點和做法，比如姚崇的“廉慎”、柳宗元的“吏為民役”，以及白居易用詩歌“公布”為官收入等，在今天看來，仍然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姚崇的“廉慎”

　　姚崇歷任三朝宰相，功勛卓著，司馬光贊譽他為唐代四大賢相之一。他著有《執秤誡》《彈琴誡》《執鏡誡》《辭金誡》《冰壺誡》，統稱為《五誡》，這是他的為官宣言，也是他吏治及廉政思想的集中體現。在《五誡》中，姚崇提出了為官者需“廉慎”的重要思想，其含義約可分為三個層次：一是要“慎乎在位”。因為“祿厚官尊”“為政以公”，所以為官者“固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持節、勤廉、反貪是做官的基本要求。二是要“以廉慎為師”。他認為起貪心會產生災禍，“貪則災之所起”，所以“茍自謹身，必無謗恥”，“欲無悔吝，不若守慎”，這是為官“自省”的要求。三是要“如鏡之明”。他指出，“當官明白者”要有“冰壺之德”，要達到“如鏡之明，如鏡之潔”。要之，姚崇的“廉慎”思想不僅是一種律例規范，還是一種內在自省和心性追求。姚崇在仕宦生涯中嚴格奉行“廉慎”的要求，他舉薦張柬之、宋璟等良相賢臣，猛烈抨擊“當官以害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的貪官。他“志守公平”，杜絕以權謀私，皇帝關懷其子時他坦言兩子“為人多欲而不謹”，不以重權為兒子謀一官半職。他生活非常簡樸，以宰相之尊卻無自己的房子，租居陋室于郊遠之區。當時社會厚葬成風，而他立下遺囑，要求從簡辦理后事，禁止鋪張浪費，并告誡子孫也要秉承從簡遺風。

　　姚崇的“廉慎”思想及其仕宦實踐，豐富了我國古代優秀廉政文化的內涵，對當前反腐倡廉工作也有較強的借鑒意義。一是他把“廉慎”作為當官者實現廉潔從政的有效途徑。姚崇的“廉慎”思想，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他把為官者廉潔從政與古人對圣賢君子的終極追求聯系在一起，容易引發士大夫文人的共鳴。“慎乎在位”的起因是持節、勤廉為官之基本，所以“不能貪”。“以廉慎為師”的前提是因為起貪心易致災禍，明白了這一層道理之后，所以“不敢貪”。“如鏡之明”的言下之意是，追求至善的人格是士大夫文人的理想，這樣的人，根本不會有貪污的念頭，所以“不想貪”。二是他作為前賢有垂范效應。姚崇踐行“廉慎”思想的作風備受推崇，唐玄宗評價他“有忠臣之操，得賢相之風”。姚崇逝世后，其政敵張說也由衷地贊嘆他“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翮，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姚崇給后人留下了很好的榜樣，后世的同道中人容易生發“德不孤，必有鄰”的感慨，他的清白為官之論值得今人借鑒。

　　柳宗元的“吏為民役”

　　柳宗元是著名的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時還是政治家、思想家。他發揚了“仁政愛民”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吏為民役”的重要觀點。柳宗元“吏為民役”及其相關廉政思想散見于詩文作品中，比如《送寧國范明府詩序》《送薛存義之任序》《送崔子符罷舉詩序》《封建論》《六逆論》等。其內涵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百姓為官吏之衣食父母。柳宗元指出，官吏的俸祿來自百姓，“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既然是百姓養著官員，那么自然“夫為吏者，人役也”。既為民役，則當為民謀福，“役于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要關心百姓饑寒，讓百姓免于窮苦、免于孤危。二是官員受百姓監督。既然“吏為民役”，則不可懈怠于事，他猛烈抨擊“怠事”及監守自盜的官員，“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他認為百姓有權罷黜這種官員，朝廷也應該根據百姓的監督，“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不稱職的官員要馬上革職，“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三是選用尚德為民之官。柳宗元非常推崇“心乎生民”的伊尹，“圣有伊尹，思德于民”，他認為國家要實現有效的治理，就要任用伊尹這樣的圣賢之人為官，“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要拔擢有操守、引人向善的才俊，“以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

　　柳宗元“吏為民役”的思想是非常超前的，于今天也有現實意義，其啟示有二：一是民本思想。柳宗元有非常強烈的民生情懷，強調為官者要心中有百姓，要為社會、為百姓謀利益，要關心百姓冷暖，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柳宗元努力踐行其為民理想，廉潔從政、清正為民，在被貶之地也多有政聲。病逝于柳州任所之時，身后竟無余財，賴友人之力方得歸葬于先人墓側。二是官民關系。柳宗元創造性地提出官員是百姓的仆役，受百姓委托而施政于民，“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他認為，官員要正確認識與百姓的關系，擺正自己的位置，不能高高在上，而要俯首為民；不能與民爭利，不能監守自盜，更不能盤剝、魚肉百姓。柳宗元的“官民關系”論于今天仍有借鑒意義。

　　白居易詩歌中的“俸錢”

　　白居易是唐代最杰出的詩人之一，在他2000多首詩作中，有一部分題材很獨特，專門寫他歷任各種職位所得的“俸錢”。白居易剛入仕途時擔任秘書省校書郎，“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余”。任拾遺后，俸錢翻了近一倍，“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任京兆戶曹參軍時充翰林學士，其收入情況為“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貶為江州司馬時，因為江州為上州，他“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自云“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從任杭州、蘇州刺史開始，他的收入大增，“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罷杭州刺史時，他說“三年請祿俸，頗有余衣食”。調回京城為賓客分司之后，他“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升為太子少傅時他的俸錢達到高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退休后領取半俸，“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余”，“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

　　白居易用詩歌“公布”其為官的個人收入，非常有創見。一是體現了他自覺接受監督的意識。他公布任職所得，讓社會了解為官者的俸祿狀況，通過監督加強自律，有利于遏制官僚腐敗。他為官清廉，視錢財、虛榮為糞土，“茍免饑寒外，余物盡浮云”。他珍視為官清白的名節，卸任杭州刺史后，一度懊悔從天竺山取兩片石頭的行為，并寫下了自責詩，“三年為刺史，飲水復食葉。惟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二是警示自己不可愧對“俸錢”。白居易在公布任職收入的過程中，總是伴隨著為官須盡忠盡責的強烈意識。他任縣尉時寫了《觀刈麥》，“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任拾遺之時，也說“歲愧俸錢三十萬”。為河南尹時，又說“厚俸將何用”。在這些詩作中，他總是警誡自己，作為官員，不能辜負所取俸祿，這些思想對于我們仍有借鑒意義。

　　（作者：陳景春?單位：華南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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