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需要希望的燈塔，它決定著歐盟的延續。”(德國《斯圖加特日報》語)——作為西方傳統強國的法國，如今站在了歷史交叉口，突然走上世界的中心舞臺。法國曾是龐大的帝國，曾是歐洲獨一無二的“老大哥”，曾是“自由、平等、博愛”的代名詞。然而歐債危機后的法國，面臨經濟困境，飽受安全問題困擾，許多人說，法國正在下沉。正因為如此，希望“變革”的法國國民在今年大選第一輪投票中選定了兩名非傳統執政黨候選人——中間派馬克龍和極右翼瑪麗娜·勒龐。他們代表了改變，卻是“兩個版本的法國”，同樣，也是“兩個版本的歐洲”。民粹主義抬頭，英國脫歐，難民危機……歐盟近年來已經承受了不小的動蕩，它是否還能承受得住若勒龐上臺將更加獨立的法國？法國內部充斥著不確定性，歐盟的未來之路亦是如此。

　　等待，緊張

　　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之后，第二輪之前，法國社會的氣氛與以往不一樣了。《環球時報》記者近日去了幾個巴黎人平常愛逛的大商場發現，雖然諸如老佛爺、巴黎春天等商店的中國游客依舊人來人往，但是法國消費者明顯減少。一名商場工作人員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每次大選投票開始后都會出現這種情況，大家沒有什么心情來消費。

　　法國BFM電視臺說，目前整個法國社會沉浸在一種等待的氛圍中。一名企業主對記者表示，尤其是企業界非常緊張，因為如果極右翼候選人勒龐上臺，預計法國的經濟政策將發生重大變化。

　　人們顯然更關心政壇形勢了。據媒體統計，現在法國每天看電視以及電視臺新聞的人數上升了至少5個百分點。雖然法國人無心去購物，但在餐廳、咖啡館等當地人習慣去的社交場所卻十分熱鬧。一名在巴黎市中心開咖啡酒吧的華人老板對記者說，顧客的聊天主題都離不開大選。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教授、法國全法中國法律與經濟協會副會長趙永升5月1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說，感覺這次和前兩次大選情況有些不同。“2007年和2012年大選期間，我都在巴黎。那時候，法國選民認為第一輪投票結果基本反映了他們的意愿，可以說沒有太多意見分歧。然而對于此次票數分布結果，法國選民的情緒和反應差異很大，意見分歧也很大。”

　　進入第二輪的極右翼與票數直逼法國老牌政黨共和黨的極左翼陣營自然是心滿意足。尤其是極右陣營，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的馬賽市流水線生產工人弗朗索瓦和來自波城的長途貨運司機胡安都洋溢著得意和期盼。但為數依舊眾多的左右翼傳統支持者就不同了。比如里爾市公務員克里斯蒂娜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我是右翼也就是菲永的支持者，我覺得只有他才能夠領導法國走出困境。坦率地講，我認為有些投票，應該是作假!”

　　法國《世界報》將馬克龍和勒龐之爭稱為“兩個法國之爭”：一個代表開放、前進、革新的法國;一個代表保守、鎖國、民族主義的法國。“他們幾乎每條政綱都是相互對立的，所以法國選民的態度對立也就十分鮮明。”

　　許多媒體將此次法國大選稱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政治劇變”，甚至提到了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因為在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將近60年歷史中，傳統政黨——右翼共和黨和左翼社會黨——候選人首次都未能進入第二輪決戰。英國《衛報》稱，從投票結果上看，每4個法國選民就有3個為“變革”投票。趙永升認為，這所謂的“政治劇變”，在法國普通民眾看來，最主要的還是與他們工資能否上漲、福利能否維持、假期能否像歐債危機之前那樣有錢去國外度假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方面有關。不過在諸多學者和國際媒體看來，法國政局對歐洲有著“致命”的影響力。中國人民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王義桅對《環球時報》說，從法國代表“自由、平等、博愛”的三色旗就可以看出它對現代歐洲政治文明的重要性——歐洲大部分國家的旗幟都是三色旗，連俄羅斯都不例外。“作為歐洲政治文明燈塔，如果法國倒塌了，那么將會是一種顛覆”。

　　“歐洲病夫”？

　　法國是西歐地區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比德國多20萬平方公里，人口位居歐盟第二(德國8000多萬，法國6600萬)，是世界第六大經濟體、歐元區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范圍內，無論從面積還是人口上來說，法國都不能算是一個大國，但在國際事務中，它的地位一直舉足輕重，有許多傲人的“頭銜”：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代表7個發達工業國家的七國集團成員，歐盟初始成員國，北約成員國，20國集團成員國……

　　歷史上，法國對歐洲乃至世界都產生過重大影響，路易十四和拿破侖都曾將這個國家發展成不可一世的強大國家。法國的語言在相當長的時期為歐洲各大宮廷追捧，許多人曾以能說一口流利的法語顯示自己高貴的身份。趙永升認為，法蘭西人至今還依稀懷念那個“輝煌時代”，因此對當下政權的期望，帶著些許能夠引領法國恢復法蘭西榮光的想法。文化上，瑞士《日報》稱法國是一個神奇的國度：葡萄酒、奶酪、電影、數不勝數的名勝古跡……法國主導歐洲的文化。

　　這樣的法國，卻被德國《漢堡晚報》稱為“歐洲病夫”，在諸多問題中，經濟是其最主要的挑戰。法國2015年的GDP增速為1.1%，失業率接近11%，其中大城市年輕人失業率超過24%。法國的貿易赤字達490億歐元，預算赤字從2009年的7.5%降至2015年的4%，但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從68%升至2015年的98%以上，并有可能已在去年升至100%以上。《漢堡晚報》甚至援引一項民調內容稱，“我們的鄰居已經變成‘世界上最悲觀的民族’，阿富汗人與伊拉克人對未來也比法國人更樂觀”。

　　美國《時代》周刊曾描述這樣一個場景：2016年6月一個下雨天，法國經濟部長馬克龍在巴黎郊區履行一項似乎很乏味的職責——參加一種新郵票的首發儀式。就在他下車幾秒鐘后，人群中就發出喧鬧的噓聲和“滾開”的喊叫聲。警察將一名身材瘦長的年輕人推出人群時，雞蛋飛向他們的腦袋，其中一枚恰好擊中馬克龍的額頭并滲入他的頭發。“對一位未來可能成為法國總統的人來說，這幾乎算不上莊嚴的致意方式，但對近年來一直陷入搖搖欲墜狀態的法國來說，這是司空見慣的現象。這個國家不僅因恐怖襲擊而陷入恐慌情緒，還受困于政府改革長期保護勞工的法律制度所引發的愈演愈烈的暴力抗議和罷工活動。這些改革旨在提振法國已經接近于停滯的經濟。”

　　趙永升表示，這些經濟困境主要歸咎于2007年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及之后蔓延至歐洲的歐債危機，由此在法國又引發了銀行危機、房地產危機等各類問題，“經濟不溫不火，社會福利不如從前，失業率高，外加社會不安定性增強，這些都讓法國民眾心生抱怨”。

　　“帶頭大哥”的威力

　　德國《明鏡》周刊認為，由于國內問題多，法國無暇參與國際事務，國際地位因此正在下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崔洪建5月1日向《環球時報》記者總結了3個法國國際地位及其影響力下降的原因。首先是來自法國內部的治理問題：歐債危機后，本應進行福利體系改革的法國政府由于忌憚那些握著選票的人，將矛盾積累了下來。正因為如此，法國在經濟方面很難適應全球化的變化，競爭力下降顯得特別突出。其次，法國在歐洲的地位下降，有一個突出的參照系——德國。以前，法國可以說是“吃老本”，在經濟、政治、安全等各方面，法國在傳統歐洲內部政治權力結構中處于最有利的位置。但在危機后，德國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歐洲內部的權力結構。第三，隨著美國戰略重心的轉移、歐洲本身實力的下降，法國對于穩定周邊地區的能力也出現下降。因此周邊地區的動蕩局勢給法國內部同樣帶來很大問題。

　　“沒有指南針的國家”，德國《斯圖加特日報》認為，曾經主導歐洲發展的法國，如今已經迷失了方向。王義桅表示，此前的道路肯定是走不通了，所以法國傳統政黨這次“全軍覆沒”。未來往哪里走，法國仍然是不知道的，“即使大家比較看好馬克龍，即使他支持歐洲一體化，但能否解決法國經濟和安全兩大問題，不好說”。

　　對于歐洲的未來，法國政局的指向性意義非常重要。崔洪建表示，法國同時影響著歐洲的拉丁區、法語區，因此其政治事件的影響會超出本國范圍。另外，法國和英國不一樣。“如果脫歐，將會產生非常嚴重的沖擊。英國雖然是大國，但并非歐盟和歐元區的核心成員，也就是說，它不是一體化的領導力量。但法國是一體化進程中的‘帶頭大哥’，如果它說這條路走不通了，那其他‘小兄弟’該怎么堅持？”

　　崔洪建認為，法國面臨的一些問題，其他歐洲國家也會遇到;其發生的內部政局變化，別的國家也在發生。如果勒龐上臺，歐洲一體化的未來不堪設想，首先受影響的很可能就是意大利。而且，勒龐當選意味著，從英國脫歐、特朗普上臺到法國大選，三個重大政治事件都朝著一個方向前進，“接下來西方的傳統價值觀就會發生很大的動搖”。

　　第一輪投票后，歐洲輿論沉浸在一股“馬克龍會在第二輪選舉中擊敗勒龐”的喜悅中。英國《衛報》稱，人們忍不住會將勒龐的選舉結果視為與荷蘭自由黨黨魁威爾德斯遭受的類似挫敗，并斷言歐洲的自由價值觀又一次成功地阻止另外一個歐洲國家倒向種族歧視主義右翼。在一定程度上，這種說法令人如釋重負。但來自法國極右勢力的威脅并未結束，勒龐領導的“國民陣線”可能在6月的國會選舉中獲得歷史性的成績;來自整個歐洲的類似極右翼政黨的威脅也沒有結束，在過去一段時間里，無論是德國的選擇黨還是英國獨立黨都在進一步“右傾”。【環球時報駐法國、德國特約記者姚蒙 趙縉云 青木 環球時報記者 趙覺珵 丁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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