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每100名兒童中，就有13名流動兒童。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17歲以下流動少年兒童規模達到3581萬人。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半月談記者近日走訪生活境遇不盡相同的流動兒童發現，他們處在高低不同的“夾心層”里，即生活在不城不村的地域環境中，面臨著難留難歸的現實困境。

　　我生長在城里，就是城里人嗎？

　　班主任李牧凌真正注意到鳳鳳，是班里鼓勵孩子在教室種綠植的時候，鳳鳳說她不種花，只種草，因為小草頑強。

　　后來李牧凌翻看孩子寫下的“成長足跡”才知道，鳳鳳10歲那年，媽媽離家出走了，她與父親、哥哥相依為命。

　　17歲讀初三顯然超齡——鳳鳳讀三年級時，就讀的民辦小學關閉了，父親帶著她輾轉到北京一所偏僻的公辦小學報名。校方說入學可以，但必須從一年級讀起。于是，8歲的鳳鳳又從頭開始上學。

　　出租房距學校有20公里，鳳鳳周末回家常常是一個人。父親隨裝修隊在外地干活，哥哥在遼寧當兵。

　　2015年，為辦身份證，鳳鳳跟著父親第一次回到老家四川井研縣，住在親戚家。“同桌吃飯，家鄉話我完全聽不懂，可我喜歡那兒的空氣、風景，還有橘子。”

　　去年底，臨近期末，鳳鳳興高采烈地告訴李牧凌老師，下學期開學，她給老師帶四川最好吃的橘子。但離過年沒幾天，鳳鳳告訴老師，“不能回老家了”。

　　“我問她為什么，孩子低落地說，‘今年過年爸爸沒拿到工資’。”說起這番對話，李牧凌眼圈泛紅。

　　從出生就在北京的鳳鳳，講一口標準的京片兒，可她并不覺得自己是北京人。“我沒有北京戶口，高中都上不了，頂多算半個(北京人)吧。”鳳鳳低聲說。

　　盡管在北京一所公辦中學讀書，可譚平一天也讀不下去了。“聽說去河北打工，一個月包吃包住能掙3000元。1000元當生活費，2000元給媽媽治病。”

　　16歲的譚平讀初二，二弟譚祥和三弟譚帥都在民辦打工子弟學校讀小學。

　　譚平的父親姓趙，山東泰安人，1999年來北京打工，結識了從安徽來的譚珍。因為沒領結婚證，老趙家貧，孩子都隨了母姓，在安徽落戶。

　　他們住在北京正在拆遷的一片區域，十幾平方米的磚房蝸居著5口人。門口堆放著垃圾和廢品，一根麻繩上雜亂地搭著被褥、衣褲等，房里沒有任何電器，家具都是好心人給的。這里不通自來水，老趙每天要從二里地外的工地接水。需要洗澡時，就把水放在太陽底下曬一曬用。

　　這些年，老趙靠打零工養活一家人。譚珍患有嚴重的腎病和甲亢，每月醫藥費開支1000多元。今年5月，她又患上疝氣，已無錢再治。

　　老趙說，如果不是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的救助，以及民辦學校對老二、老三生活費的部分減免，孩子們恐怕早已輟學。

　　小學時譚平還能考90多分，三四年前，家搬到這個不通電的拆遷區，譚平只好在電線桿下寫作業，學習成績一落千丈。在這樣的生活境況里，老二老三也步了哥哥后塵，成績越來越差。

　　前些日子，班主任告訴老趙，譚平和校外社會青年混在一起，在校門口抽煙。老趙心里著急，卻不知怎么和兒子溝通。

　　可就算日子這樣難，他們也不愿回老家。

　　“回家更沒活找，一大家子怎么吃飯啊！”離家近20年，老趙和譚珍無意還鄉，“日子過成這樣，老家誰瞧得起你？還不如在城里熬著。”

　　受教育條件差，生活空間不斷向城市邊緣擠壓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由于辦學條件不達標，部分民辦打工子弟學校屬于辦學“黑戶”，學校不被承認、學生沒有學籍，得不到財政資金支持，辦學設施差，教師流動性大，課程開不滿。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袁連生表示，從2003年開始，我國就提出對接受流動兒童的民辦學校在辦學用地和辦學經費上提供支持，但很多地方政府實際支持有限。

　　記者采訪發現，農民工子弟學校有一種特殊的“初二優生轉學”現象：到了初二后很多成績好的學生開始轉學，因為大城市異地中考政策限制多，有望考取普通高中的學生就被家長送回戶籍地上學了。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宋映泉曾帶領課題組，針對北京10個區縣50所打工子弟學校的1866名初二學生連續5年進行調查。在1493名被成功跟蹤調查的學生中，僅有不到6%的人上了大學，其中一半是三本或專科院校。

　　隨著中心城區生活成本上升，農民工的生活空間不斷向城市邊緣擠壓。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銘教授認為，城市內部不同地段教育資源分配不均，也造成“夾心層”兒童受教育條件變差。

　　進入新世紀以來，流動兒童教育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2001年，我國明確提出“以流入地區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的“兩為主”政策。2014年，又將“兩為主”提高到“兩納入”，即將常住人口納入區域教育發展規劃、將隨遷子女納入財政保障范圍。

　　但是各地政策落地效果參差不齊。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全國義務教育階段農民工隨遷子女人數，2010年為1167.17萬人，2012年為1393.87萬人，2014年為1294.73萬人。義務教育階段流動兒童在城市公辦學校就讀比例，2009年為78.2%，2011年為79.2%，2014年為79.5%。

　　“可見，仍有兩成多超過200萬的流動兒童未能進入公辦學校，只能在民辦學校或條件簡陋的打工子弟學校就讀。”長期關注流動兒童教育的21世紀教育研究院研究員秦紅宇告訴記者。

　　“標簽化”使其缺乏認同感，心理鴻溝明顯

　　“雖然跟著父母進了城，但流動兒童仍面臨多重挑戰。”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負責人李濤說，進城務工者工作時間長，起早貪黑，孩子仍是半留守狀態。父母因為生活壓力大，對孩子的教育往往簡單粗暴，不具備有效陪伴能力。

　　北京協作者2013年參與的一項基于珠三角和重慶地區的1518名流動工人的調查問卷顯示，流動兒童家長為了生計平均每天工作11小時，52%的家長評價自己為不合格父母，“與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少，交流少”“不能保障子女接受好的教育”。

　　此外，流動兒童雖然生活在城里，但他們的朋友圈基本限于流動兒童。

　　家訪中，北京蒲公英中學的老師問孩子，你覺得你是北京人，還是家鄉人，或者既是北京人又是家鄉人。大多數孩子都選擇了第三種。孩子們融入感不強，在城市中始終是一種飄著的狀態。

　　“戶籍是一道制度的墻，也是分裂流動兒童心理的墻。”李濤說，不能感受到被接納和包容，這對孩子成長十分不利。

　　經過長期跟蹤調查，李濤發現流動兒童會不自覺地給自己設限，會覺得有的地方是自己不該去的。比如，有一些住宅小區有公共設施，住在小區里的兒童常常在那里玩耍，但流動兒童一般不去。“他們認為那不是他們該去的地方。”

　　一方面是流動兒童和家長自我標簽化，在心里設了一堵墻；另一方面，是一些城里的家長也不讓孩子和流動兒童接觸，給流動兒童貼上標簽，“他們不懂禮貌、會罵人、偷東西，我的孩子跟著學壞怎么辦？”一名家長說。

　　“這種心理鴻溝非常明顯。”李濤說，相比制度鴻溝，心理鴻溝更難消除。

　　超八成“夾心層”兒童存在健康問題

　　十幾年前，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成立不久，接到一個求助，一名17歲的打工子弟得了白血病。協作者及時組織大家給他捐錢，但不久后孩子去世了。后來，他們又遇到一名小學四年級的流動兒童，也是患白血病，盡管籌了3萬多元捐款，孩子還是沒能救回來。

　　“這兩件事對我觸動特別大，開始關心流動兒童健康問題。”李濤說，他到打工子弟學校調查，問是否做過體檢，結果孩子們反問，什么叫體檢？

　　城里孩子定期進行的體檢對很多流動兒童來說竟是奢侈品。于是，北京協作者于2007年啟動了針對困境流動兒童健康問題的“助康計劃”，截至2016年，已為29400名流動兒童提供了免費健康普查。

　　體檢結果顯示，80%以上的孩子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問題，最嚴重的是先天性心臟病、腎功能不全，最普遍的是慢性鼻炎、慢性胃炎、角膜炎等。李濤說，許多健康問題與孩子們的生活習慣、衛生習慣直接相關，“這些孩子經常不吃早飯，拿著家長給的錢去買辣條等垃圾食品；他們常常一家人共用一個臉盆，甚至共用一條毛巾，很多孩子因此患上角膜炎”。

　　在北京蒲公英中學擔任班主任的李老師說，很多孩子都是在戶籍地參加新農合，報銷比較麻煩，生了病只能到小診所去輸液，實在扛不住了才到大醫院治療。

　　基于升學目的返鄉就讀的流動兒童，情況也不如預期。相關數據表明，流動和遷徙對學生學習有負面影響，如不同地區課程不同、城鄉之間孩子學習和生活習慣不同、回流后家庭結構的變化等原因，導致回流學生既不能在城市升學，也無法在老家取得好成績。

　　“夾心層”兒童回流還可能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他們的處境非常糟糕，是值得社會關注的群體。”宋映泉說，在近兩年他參與的一項覆蓋近18000名農村寄宿制學校學生的調研中，約20%是回流兒童，這個群體發生校園欺凌事件的比率較高，他們可能被人欺負，也可能成為欺凌者；在學業成績上，回流兒童更有可能留級，留級比率高達22.8%。

　　該課題組調查發現，回流對“夾心層”兒童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睡眠不好、抑郁風險增加、攻擊性增加等方面。其中，約40%的人存在睡眠問題，抑郁風險比率高達76%，亟須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讓“夾心層”兒童公平享受社會保障

　　前不久，21世紀教育研究院、社科文獻出版社等單位聯合發布《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2016)》(流動兒童藍皮書)，報告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10月1日，全國流動人口總量已達2.47億，全國每6個人中就有1個屬于流動人口，而作為流動人口子女的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這兩個群體總數約1億人。

　　相比來說，流動孩子比留守兒童要幸運，因為他們有父母陪伴。然而，在教育、醫療等方面還缺乏應有的社會保障。

　　針對“夾心層”兒童生存現狀，受訪專家們建議，相關部門對流動兒童家庭教育需求進行深入調研，科學預測流入地接納容量，進行前瞻性規劃，切實解決流動兒童的入學難題，把打工子弟學校等納入當地正常的教育管理，多渠道保障流動兒童的受教育權。

　　采訪中，半月談記者遇到國內一所知名大學某研究所科研項目主任張眉，她和丈夫在北京生活近20年，因為沒有北京戶口，孩子在幼升小時遇到重重阻礙，無法正常入學。她呼吁國家加快戶籍制度改革，讓更多孩子不再因戶口問題而被擋在門外。

　　李濤等人認為，不能等問題出現以后才去關注。當前，流動兒童的身體、心理健康問題亟須引起各方重視，未來希望有更多的社會公益組織參與，政府部門能夠在醫保政策、資金等方面予以更多支持。(文中所涉兒童均為化名)(半月談記者袁汝婷 沈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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