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邵陽市警方微博“邵陽公安”12日發布了一條“警情通報”，稱6月11日午后，新邵縣大新鎮發生一起聚眾斗毆案，致1人死亡。死者張某平系大新鎮原田沖村的村支書，在田沖村與煙竹凼村合并為煙竹新村后落選；因阻止煙竹新村舊村部改造，被新村支書劉某光糾集張某華、肖某林等人毆打，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原來是落選村支書被當選村支書糾集多人毆打致死。死者和首惡的身份如此特殊，說明這并非一起尋常的聚眾斗毆案。落選村支書為什么要阻止新合并村的村部改造，新合并村的當選村支書又為什么要甘冒違法犯罪的風險去毆打阻止者，乃至于為什么要把原先的兩個村合并為一個而讓其中一村的黨支部書記“下野”，這些問題都有必要弄清楚。

　　但是從邵陽公安的簡單通報中，我們無法得到答案。按該通報的說法，“當日下午，死者家屬將張某平尸體抬入大新鎮鎮政府院內，引發圍觀”，目前“新邵縣委、縣政府和市、縣公安機關正在有效開展善后處置工作”。對地方黨委和政府來說，藏在該案背后的問題，卻更值得深究。

　　其中之一，就是此次事件有沒有“黑惡勢力”？這些年來，中國一些基層組織黑社會化的問題，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同時也引發了民間、學界、各級機關甚至中央的關注與重視。早在2014年，中組部、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就印發了《關于在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進一步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的通知》，明確要求“特別要集中力量查處群眾反映強烈的涉黑涉惡案件”。

　　涉黑村官是如何當選村干部的？什么樣的村子容易涉黑？村官們又是怎樣與黑惡勢力勾連牟利？《南方周末》記者提取了自1992年至2014年7月22日，涉及全國18個省(區、市)的146份農村涉黑案件的判決書，管窺農村涉黑生態。樣本統計顯示，那些案件中約三成村官涉黑，其中22.5%的村官是由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包裝而成，67.5%的村官上任后搖身一變成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頭目。

　　這兩年，通過基層治理和司法打擊，一些鄉村的社會與政治生態有所改觀，但是“小官巨腐”現象仍然觸目驚心、部分村街干部“黑社會化”態勢愈發嚴重。去年8月15日起，《經濟參考報》推出連續報道，用大量事實證明，有些村干部憑借家族勢力恣意妄為，虛報冒領、坐收坐支、侵吞挪用、橫行鄉里、欺壓百姓，成為黑惡勢力代言人。

　　回到新邵縣大新鎮發生的那起“聚眾斗毆致死案”。因為合并前另一個村子的當家人阻止舊村部的改造，新村的當家人就糾集打手對其實施“私法”打擊。作為村黨支部書記，劉某光難道不知道“依法治國”“依法行政”“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早已成為黨和政府的基本方針和治國方略，難道不知道傷人犯罪、殺人償命、糾紛上法庭等基本的法律常識？為什么他不通過正常途徑解決自己與落選村支書之間的利益糾葛和各種矛盾呢？

　　這不是什么“法制觀念淡薄”的問題。以私法替代國法，對妨礙或覬覦自己權力、利益的人實施打擊，這正是典型的黑社會做法。他們知道自己的訴求并不全都合理合法、光明正大，因此并不指望法律會站在他們一邊，進而一遇糾紛就會毫不猶豫地動用私人勢力打擊對方，用權勢和金錢擺平一切。

　　鄉村的穩定與和諧有賴于善治與法治秩序的建立，基層黑惡勢力的存在，遲早會激發底層民眾的暴力反抗。這些年來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件和惡性案件，足以警示有關部門，必須對鄉村的黑惡勢力給予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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