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清不到50歲，頭發已白了許多。在過去的23年里，他一直苦苦尋找、等待著一個人——3歲時失蹤的女兒王啟鳳。

　　他是一位網約車司機，兩年多來，跑了11000多單，載過的乘客過萬人。他無數次想象著，失蹤多年的女兒有一天能坐上自己的網約車，輕輕地說一聲：“爸爸，我回來了。”

　　“一家三口出去，回來時只剩我和她媽媽”

　　1994年1月8日下午5點，成都，九眼橋。

　　一場冬雨剛剛下過，和往日一樣，王明清夫婦在街邊賣著水果。還差10天就滿4歲的王啟鳳如往常一樣在水果攤旁玩耍。

　　母親劉登英記得，那天孩子跑過來抱著自己的腿，一下子沒站穩滑倒了。自己正忙著照看生意，朝她屁股上輕拍了一掌：“鳳娃子你咋這么淘氣！”

　　那一掌，讓她自責了23年。

　　水果攤上的人漸漸多了起來，劉登英讓丈夫去換零錢，一回頭的功夫，女兒就不見了。他們橋上橋下找了個遍，不見孩子的蹤影，連忙到派出所報了案。他們發動親戚朋友把各大車站尋了個遍，女兒卻如人間蒸發了一般。

　　“早上一家三口高高興興地出門，回來就只剩我和她媽媽了。”王明清回憶著，淚珠從眼里滾落下來。

　　那個夜晚，他摟著妻子，在床邊枯坐了一夜。第二天天還不亮，他騎著自行車趕到成都市兒童迷失招領所，沒有女兒的身影，又去了遠郊的兒童福利院，依然無功而返。擔心自己前腳走，后腳就有孩子送來，錯過了女兒，他每天都來回奔波。

　　妻子則繼續在九眼橋附近，一邊聲嘶力竭地喊著孩子的名字，一邊尋找。那些日子里，妻子幾乎每天都哭著入睡，悲傷的情緒籠罩在逼仄的出租屋內。

　　“尋親的路上，99.9%的人都在幫我”

　　從成都到老家安岳縣，報案、登報、四處找人、來回奔波……他們花光了積蓄，幾乎脫了人形。“我們完全顧不上自己了，旁人眼里，就像兩個癲子。”王明清說。

　　回到成都，王明清買來一輛人力板車，一邊送蜂窩煤，一邊繼續找。“有很多人也叫我去外地打工，我都不愿意。她是在成都丟的，應該記得九眼橋。萬一她到成都找我，我沒在這里怎么辦？我不能走。”王明清說。

　　2014年底，王明清開起了“滴滴”網約車。他的車上貼著尋人啟事，座位旁放著尋人卡片。他像復讀機一般，一遍遍地向乘客講述著20多年前那個悲傷的下午，希望人們幫他把尋女的消息擴散出去。

　　尋親的路上，他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

　　王明清的手機里有一位叫“好人”的聯系人。在聽說他的遭遇后，下車時堅持留下200元錢。“雖然錢不多，算是一點點的支持。”乘客對他說。王明清多次打電話想把錢還回去，可她總是拒絕。后來，他只好給她存了200元話費。

　　還有一位乘客，被王明清稱為“姓方的兄弟”，主動提出制作尋女廣告，臨走時要走了他珍藏的報紙。“起初我還舍不得，怕他哄我。過了十多天，他竟然從達州市的渠縣把報紙和制作的近萬張卡片，以及海報、車貼全部帶到了成都。”王明清執意給錢，他卻說：“如果收你一分錢，你就把它取下來，我們永遠不是弟兄。”

　　王明清常常收到好心人的微信紅包，可他一次都沒有點開過。“乘客坐我的車已經付過錢了，怎么還能要呢？只要他們愿意幫我轉發，我就很滿足了。”

　　去年年底，成都網約車新政出臺，王明清的車面臨淘汰。在得知他的情況后，滴滴公司聯系了一汽大眾，免費為他換了臺新車，還免了購置稅、保險費和終身保養費。

　　“尋親的路上，99.9%的人都在幫我，讓我走得更加堅定。”他說。

　　“只有在找女兒的路上，我才感覺自己是個父親”

　　一名乘客曾經告訴王明清，自己不是家里親生，可他不敢去找親生父母，怕會傷害到現在的家庭。這件事刺痛著王明清，他也擔心女兒因為同樣的原因不敢來找他。“我只想知道她在哪里，不管她現在怎么樣，我只想見見她，再抱抱她。想跟她說爸爸媽媽對不起，把她給弄丟了。我不會打擾她的生活，只想讓她知道，我們從來沒有放棄過尋找她。”

　　去年，王明清夫婦到公安局采了血，他們盼望著，有朝一日全國DNA信息庫中能傳來比對成功的消息。他們與許多丟失了孩子的家庭建立了聯系，大家相互安慰、相互支持，交換著線索。

　　王明清的尋人啟事上印著“請失蹤的孩子及父母到公安機關免費采集DNA”，他說，他希望通過這樣的宣傳讓更多家庭團聚。

　　如今，王明清身體越來越差。他有時也擔心，將來開不動車的時候，是否還能繼續堅持找女兒，他甚至也擔心，自己有一天突然倒下，等不到和女兒相見。

　　但他的兒子和小女兒都答應他，無論怎樣，不會停下腳步，一定會找到姐姐。

　　“相信她能回來，是我唯一的支撐。”王明清說。“只有在找女兒的路上，我才感覺自己是個父親。”

　　10年前，他們去拍了一張全家福，后排中間空出了一個位置。王明清說，那是留給鳳娃子的位置，他會一直等到空缺被填滿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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