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記者近日以“準備在廊坊燕郊購房但戶籍不符合限購政策要求”的名義，和一名房產中介人員聯系，對方說，可以通過與有燕郊本地戶口的人辦假結婚，從而符合限購要求。而在北京，一次“假離婚”買房，單是利息的差距就相當于一個平均工資水平的職工“不吃不喝干10年”。

中國青年報發表毛建國的觀點：為了物質利益而無視婚姻的神圣，自然不可取。但正所謂“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要難”，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利益剝離入手，讓“假離婚”無利可圖。這就涉及制度設計問題。不必諱言，正是由于制度存在漏洞，這才造就了“見利忘情”的可能。如果在制度設計與執行上，防范可能的后果，“假離婚”概率自然會大大降低。“假離婚”背后有“真問題”。具體指向兩點，一是婚姻信仰問題，表現為利益誘惑面前，能不能恪守初心、敬畏婚姻；二是制度設計問題，表現為在制度設計時，能不能科學嚴謹、防患未然。在法治社會中，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的生活負責，為了獲得一些額外利益而“假離婚”，是一種嚴重違背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行為，也是對婚姻關系的不尊重。而一項制度在實施前必須進行全面評估，防止造成可能的“副作用”。面對“辦個假離婚，相當于增加10年收入”，更應該關注中國式“假離婚”背后的真問題。

小蔣隨想：法律上沒有假結婚與假離婚一說，只要到民政部門辦理了正式手續，就要承擔相關責任與結果。具體到房子，一旦結婚后買房，配偶就要占50%的房屋產權；一旦離婚，劃到前夫或前妻名下的房產與財產，就與凈身出戶者無關。所以有人調侃，假結婚需要勇氣，假離婚需要真愛。在真真假假的婚姻中，鬧出了太多情感與經濟糾紛，上述折騰不是吃飽撐的沒事干，而與“適應符合”政策規定休戚相關。必須指出，雖然管理者出臺以個人或家庭為單位的規定是單純的，但在客觀上確實導致結婚或離婚成為了獲得某種利益、規避某些限制的手段。面對其中的道德與社會隱患，管理者需要思考規則可能隱含的趨向與后果，加以修正和堵漏，不能冷觀隱患成為風險性門檻。

讓殘疾人自證“失能”的冰冷與扯淡

背景：廣東梅州市的劉先生給兒子辦理入學申請；卻被要求提供派出所出具的本人無犯罪記錄證明。派出所民警表示，公安機關不再出具此類證明，但礙于群眾訴求，最終還是出具了。不過，民警在證明里附了一段話：“請問教育部門，小孩讀書與其父母有無犯罪有關嗎？難道小孩的父母有違法犯罪記錄，就可以剝奪小孩讀書權利嗎？”

中國青年報發表于立生的觀點：類似基層派出所就奇葩證明怒懟相關單位的案例，不絕如縷。國務院都在力推簡政放權，多批次大量取消、下放行政審批事項，要求相關政府部門凡能通過事中、事后監管加以解決的事項，就概不設置事前審批。可是，像學校、銀行、移動公司之類份屬事業單位或企業的窗口服務單位，卻還沿襲著舊時的二衙門習氣，動不動就把自己當老爺，要求市民去派出所開具相關奇葩證明交自己確認審核，豈不令人大跌眼鏡？為避免市民被“奇葩證明”折騰得“磨破嘴、跑短腿”，減少空耗社會運行成本的情況，實有必要由更高層面進行統籌，安排各窗口服務單位所屬系統——譬如學校背后的教育系統，銀行背后的金融系統，都對系統內或還存在的各種奇葩證明開具要求，來一次大清理。各系統除了強化工作人員服務意識和業務水平的培訓，對于工作人員亂提開具奇葩證明要求的行為，也得設定罰則并嚴格執行。

小蔣隨想：我最近也遇上了類似的事。作為殘疾人的我，要申請一項與殘疾人有關的服務，被殘聯要求去三級醫院（我問具體去哪家，被告知“哪家都行，三乙也行”）開一個“失能證明”。殘疾必然伴隨著相關“失能”，這其實不證自明。而且，在此前申領殘疾證時，我已經去指定的醫院、找指定的醫生做過有關鑒定。讓持有殘疾證的殘疾人再去醫院鑒定，豈不是重復鑒定、折騰人？雖然心有“不理解”，但不得不照辦。我先去了附近一家三乙醫院，對方說自己科室不全，沒開過類似證明，無功而返。我又去了一家三甲醫院，被告知可以開鑒定證明，但要殘聯先出具請醫院對我做出鑒定的介紹信，還給出了介紹信的標準格式，要求蓋殘聯的章。我把這情況又和殘聯“匯報”，目前仍在等殘聯的“研究決定”······辦這件事，健全人尚且“跑斷腿”，更別說坐輪椅的我。更讓我失望的是，殘聯工作人員對有關規定同樣“不清楚”，他們不斷“請示”上級，給我的答復很模糊，醫院又提出了醫院的要求，各有各的規定與要求，讓辦事人像沒頭蒼蠅一樣“亂撞”。如果說證明“你媽是你媽”尚且有外人不知道你媽是誰的可能的話，讓明擺著是殘疾人的人反復證明自己殘疾與失能，還設置了各種手續與門檻，是什么性質的問題？高層大力推進簡政放權，頂層設計有了，但到了具體執行的基層環節，一些機制與規定性的障礙并未改變，甚至還在增加。如果這樣的情況繼續下去，消磨掉的是什么？

?

相關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