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社會中，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的生活負責，為了獲得一些額外利益而“假離婚”，是一種嚴重違背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行為，也是對婚姻關系的不尊重。

一段時間以來，“假離婚”以及因“假離婚”而發生的“真離婚”，頻頻見諸媒體。《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以“準備在廊坊燕郊購房但戶籍不符合限購政策要求”的名義，和一名房產中介人員聯系，據介紹，可以通過與有燕郊本地戶口的人辦假結婚，從而符合限購要求。而在北京，一次“假離婚”買房，單是利息的差距就相當于一個平均工資水平的職工“不吃不喝干10年”。

在法律意義上，并無假離婚這一說法。當夫妻雙方走完家庭財產分割、子女撫養協議等法律程序，領取了離婚證，即意味著雙方結束了婚姻。現在所謂的“假離婚”實指圍繞拆遷補償、買二套房、逃避夫妻債務等問題，一些人突破政策限制獲取灰色利益。

以拆遷補償為目的的“假離婚”，增加了拆遷成本；以買二套房為目的“假離婚”，消解了政策效果。其實，“假離婚”最大的危害，還在于無形的，也就是對道德倫理的侵害。婚姻家庭關系是社會關系的基礎，缺乏對婚姻應有的神圣感和敬畏感，勢必影響婚姻關系的穩定，對社會主流價值觀都會造成沖擊。

有必要指出，“假離婚”看似討巧，常常弄巧成拙。這些年來媒體常有報道，一對夫妻完成“假離婚”后，結果一方心生異心，或者早有二意，于是變成了事實上的真離婚，一方真是“賠了夫人（丈夫）又折兵”。對此風險，“假離婚”當事人不可能不知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通過“假離婚”可能達到各種利益目的。

為了物質利益而無視婚姻的神圣，自然不可取。但正所謂“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要難”，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利益剝離入手，讓“假離婚”無利可圖。這就涉及制度設計問題。不必諱言，正是由于制度存在漏洞，這才造就了“見利忘情”的可能。如果在制度設計與執行上，防范可能的后果，“假離婚”概率自然會大大降低。

“假離婚”現象也是制度設計者所不想看到的。一個證明是，面對“假離婚”的發生，制度設計者和執行者都推出了一些“補丁”措施。這也提醒制度設計者，應該反思制度設計是否反映最真實、最普遍的民意，以及制度設計如何才能科學地避免漏洞。

“假離婚”背后有“真問題”。具體指向兩點，一是婚姻信仰問題，表現為利益誘惑面前，能不能恪守初心、敬畏婚姻；二是制度設計問題，表現為在制度設計時，能不能科學嚴謹、防患未然。在法治社會中，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的生活負責，為了獲得一些額外利益而“假離婚”，是一種嚴重違背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行為，也是對婚姻關系的不尊重。而一項制度在實施前必須進行全面評估，防止造成可能的“副作用”。

面對“辦個假離婚，相當于增加10年收入”，更應該關注中國式“假離婚”背后的真問題。不得不指出，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確實還存在一些“見利忘情”的傾向；而我們的制度設計，恐怕也存在一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拍腦袋”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