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探討和總結專車新政的實施效果，比較恰當，也很有必要。

廣州網約車新政實施已有半年。近日，廣州市公共文化觀察室舉辦了廣州市網約車新政實施效果專題研討會，邀請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及相關律師、專家，對網約車新政實施情況提出建議。研討會還發布了《廣州網約車新政實施效果評估報告》（下稱《報告》）。（《南方日報》6月19日）

廣州網約車新政實施半年，意味著無論是網約車市場還是乘客，已完成了對政策的磨合與適應。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探討和總結專車新政的實施效果，比較恰當，也很有必要。

《報告》顯示，由于車輛、司機減少，市民“打車難”“打車貴”卷土重來。調查數據顯示，在早晚高峰用車期，廣州市民呼叫的平均等待時間增加了一倍，超過四成的乘車呼叫需求得不到滿足；同時車輛的接單距離和時間也大幅度上升，據不完全統計，平均等待的距離超過1.5公里，上漲了35%。而車輛、司機減少，除了網約車平臺的補貼下降，顯然也與新政抬高了網約車的入場門檻、限制了網約車的市場供應，有直接關聯。

據廣州市交委通報，截至2017年6月8日，廣州已核發網約車駕駛員證2467張；接獲網約車車輛運輸證申請9853宗（以注冊網約車司機數量50萬人計算，申請比例不到2%）。隨著新政的逐步落實，將有更多的網約車退出運營，“打車難”“打車貴”的趨勢或進一步加劇。

由于網約車等待時間和接單距離的延長，迫使一部分乘客重新選擇出租車。比如，廣州出租車日均客運量從最低點的154萬人次，回升到目前的171萬人次。但出租車顯然無力完全消化因網約車新政所轉移的社會出行需求，同時還面臨著服務質量下降的隱患。就在近日，廣州市交通執法部門向媒體通報了對出租車違章行為的查處數據，2017年至今，廣州共查處各類出租車違章4868宗，與2016年同期相比增長67.2%。出租車違章數量的大幅提升，除了管理松懈的原因，部分網約車司機因不符合新政要求，以“非編”的方式加入出租車行業，以及網約車所帶來的市場“鯰魚效應”下降，恐怕也很重要。事實上，出租車違章總量中“非編”司機違章查處量占比最高。

由上述情況可知，網約車新政所帶來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從乘客的出行方式變化，到網約車市場供給，再到出租車市場的規范，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這也啟示對網約車新政社會效果的評價應有“全局觀”。對網約車的高門檻設置，主要是基于安全考慮，但正如專家所指出的，對安全的保障，完全可充分借助互聯網技術，而不必過度依賴于準入門檻。比如，對司機自身品質的考察，可以由金融信用信息系統與公安身份管理系統與第三方平臺對接，進行信息的共享識別；運輸車輛車況的安全應當由公安車管部門的年審系統與第三方平臺對接，進行信息共享識別；司機駕駛過程和行為的安全問題，可以通過對行駛過程數據全程采集（包括人臉識別等）以及乘客意見采集進行確認。

網約車新政引發連鎖反應，廣州并非特例。一些地方因為對戶籍、車牌、排量、軸距等作出嚴格限制，“打車難”“打車貴”都有重新出現的跡象，“黑車”也變得多起來，不僅乘客出行需求和用戶體驗受到影響，市場的管理成本也隨之提高。在評估網約車新政的社會效果時，只有將這些因素綜合考慮，才能得出更為客觀的評價。隨著網約車新政與市場磨合期結束，各地有必要審視網約車新政到底給民眾出行帶來了怎樣的改變，民眾又真正享有了多少獲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