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召開的中央深改組第三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若干文件，其中有兩個文件與統計有關：一個是《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改革方案》，另一個是《統計違紀違法責任人處分處理建議辦法》。這兩個文件把近年來各方對“統計造假”和“統計問責”的關注，推向了一個新高度。

　　地區生產總值(GDP)直接反映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所有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然而，這個指標多年來飽受爭議，原因就是多年來我國一直存在地方GDP總和超越全國GDP總量的怪現象。為此，各地近年來一直推行GDP“下算一級”的統計辦法，以擠出GDP數據里的“水分”。

　　此次對GDP核算進行大力度改革，有望將地方已在實行的GDP“下算一級”擴展至省級層面，各省份的GDP有望由國家統計系統核算。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各省份的GDP原來以地方核算為主，改革后將以國家核算為主。如果此項改革推行順利，GDP“下算一級”或將從2018年開始推行，這將成為國家統計局的一個重頭任務。

　　GDP核算改革歷經13年終推出

　　6月26日的中央深改組會議審議通過兩個與統計相關的文件，這在以往的中央會議中并不多見。

　　關于《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改革方案》，會議指出，推動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改革，要堅持真實準確、規范統一、公開透明的原則，改革核算主體，改革核算方法，改革工作機制，提高核算數據質量，準確反映地區經濟增長的規模、結構、速度。

　　我國的GDP核算始于1985年，主要采取生產法加部分行業的收入法來核算，并實行分級核算，即國家核算全國的GDP，各省份核算本地區的GDP。

　　核算GDP所需的基礎數據相當多，據記者了解，僅國家統計局報表中就有3000多個指標與GDP核算有關。因此，在進行大面積的統計調查時，如果一部分數據不真實，將直接導致GDP數據失真。

　　為使GDP數據真實準確，自2004年開始，國家統計局開始推行GDP“下算一級”，通俗地說，由國家核算省一級GDP總量和增速，省一級核算地市一級的GDP總量和增速，地市統計局核算縣一級的GDP總量和增速。此前，“下算一級”已經在各地“試水”。

　　據記者了解，北京、上海等地從2005年開始就已經對下屬區縣進行GDP核算，當屬首個吃螃蟹者。

　　由于北京、上海作為直轄市對下屬區縣的管理力度比較大，當地政府為了更好地了解該地區的情況，要求下一級統計部門提供數據，推行起來相對容易。但是，對于全國其他省份來說，難度就會大很多。也因如此，這項改革推出后步履維艱。

　　直到2010年，國家統計局時任局長馬建堂在統計工作會議上指出，2010年要抓緊提出國家統一核算地區GDP方案。2014、2015年，國家統計局又再次強調繼續推行GDP下算一級，并將建立試點。

　　終于，在2017年的6月26日，歷經13年之久的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改革全面推出。

　　實施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后，各省份的GDP或將由國家統計部門核算，GDP核算“下算一級”全面鋪開。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國民經濟核算中心專家蔡志洲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此次對GDP核算進行改革的舉措意義重大，將改變過去各地統計局先算GDP，再由國家統計部門聯合審查的方式，避免了各地市GDP加起來大于全省份GDP，以及各省份GDP加起來大于全國GDP等“數字打架”的問題。

　　國家統計部門有能力核算地方GDP

　　在省級以下實施“下算一級”改革之前，各地對GDP核算采取的是“下管一級”。

　　所謂核算“下管一級”，是指下一級政府統計數據，需經上一級核定；而“下算一級”，則是直接由上一級政府的統計部門核算下一級的統計數據。

　　葉青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下管一級’和‘下算一級’，兩種方法統計出來的數字肯定會有一定的差距。‘下管一級’，GDP核算以地方為主，國家統計局進行審核。‘下算一級’，以國家統計局為主來核算，算好了再告訴地方，并由上一級統計部門核算和對外公布，能夠保證GDP不會造假。”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獲悉，各地已經為“下算一級”進行了準備。從實際情況看，各地實施“下算一級”的時間也不統一，有從2005年就開始實施的，如前述所說的北京和上海等直轄市；也有近幾年才開始推行的。比如，湖北省GDP核算由“下管一級”過渡到“下算一級”，是從2011年開始的，江蘇是從2015年開始的。

　　不可否認，之前由于不少數字被賦予了考核政績的功能，普遍存在的攀比現象或多或少削弱了統計工作的科學性和客觀性，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某些統計數字的真實性。對此，葉青感同身受，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過去我們自己算的時候，領導可能會給一些壓力，現在出臺《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改革方案》，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因為本級統計部門不能算自己的GDP。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加強統計力量，讓這個數字更真實，更全面，更完整。”

　　原來由省級做的統計工作歸到了國家層面，現實的問題是，國家統計部門有能力核算地方的GDP嗎？

　　“沒有問題。我們現在提供的數字已經越來越少，國家可以從各個部門拿到比如工業、財政、金融等領域的數據，而且數據都可以到省一級。國家統計局有了這些數字，當然就能核算這個省份的GDP。”葉青很有信心地說。

　　多原因致連續多年出現各地GDP之和超全國的怪象

　　近年來，各省份GDP之和與全國GDP存在差距一直飽受詬病。比如在2006年，各地GDP之和比全國GDP總量多出1.5萬億，到了2010年，這一數字為4.9萬億，2015年為4.6萬億。

　　不僅各省份GDP之和與全國GDP總量存在差別，GDP增幅也讓人心生迷霧。

　　比如在金融危機背景下的2009年，全國GDP增幅為8.7%，但當年各省份GDP總量加起來，其增速比8.7%要高得多。根據公布的數據，經濟增速低于8.7%的僅有3個省份，其余28個增速都高于8.7%，其中有兩個省份超過16%……

　　這種怪現象仍在延續，比如2016年的GDP增速。

　　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2016年中國GDP增長6.7%。《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統計發現，在31個省份中，有27個GDP增速跑贏全國增速，而在2015年，有24個省份的GDP增速跑贏全國水平。

　　連續出現的不一致，從不同側面反映出數據統計過程中一些顯而易見的“硬傷”。

　　蔡志洲的點評一針見血：“國家算出來的GDP增長數跟全國多數地方相比是最低的，也就是說，全國GDP的增長低于大多數地區的增長，這不是很搞笑嗎？”

　　全國GDP數據與地方差異如此之大，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國家在核算GDP時，是從各個角度評估主要基礎數據，特別是利用稅收、用電量、貨運周轉量等相關指標對地區GDP數據進行綜合評估，對不符合實際情況或明顯異常的基礎數據，多數進行了下調，因而比較準確。而各地區在核算GDP時，除受限于統計力量和技術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受政績觀引導，長期一味地追求高增長，甚至有的地方還出現虛報數據的情況，加大了GDP數據的水分。

　　無疑，《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改革方案》審議通過之后，出臺指日可待；更為重要的是，用蔡志洲的話說：“GDP實行統一核算，能夠改變當前各地自行統計上報數據的方式，為修正地方統計數據中存在的問題，尤其是杜絕統計數據弄虛作假的行為，將起到徹底的遏制作用。”

　　加大統計問責力度

　　與《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改革方案》一同審議通過的，還有《統計違紀違法責任人處分處理建議辦法》。這個文件也與統計數據造假有關。

　　近年來，統計數據造假時有見諸報端，比如年初引起關注的遼寧省財政數據造假問題。

　　2017年1月，遼寧省地方經濟數據造假事發。省長陳求發在遼寧省十二屆人大八次會議中表示，遼寧省所轄市、縣財政普遍存在數據造假行為，且呈現持續時間長、涉及面廣、手段多樣等特點，虛增金額和比例從2011年至2014年呈逐年上升趨勢。

　　遼寧省委書記李希在今年全國兩會上表示，有一個鎮，一年財政收入160萬元，最后報成2900多萬元。一個市，規模以上企業只有281家，卻上報成1600多家。

　　遼寧省縣級財政是遼寧數據造假的重災區。對此，3月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參加遼寧代表團審議時，就遼寧曾存在的經濟數據造假事件表示：“此風不可長，必須堅決剎住。”

　　要剎住數據造假之風，制度當然不可或缺。6月26日，中央深改組會議審議通過的《統計違紀違法責任人處分處理建議辦法》強調，制定統計違紀違法責任人處分處理建議辦法，要對統計違紀違法行為發現、調查、行政處罰、案件移送提出程序性要求，明確對領導人員、統計機構及有關部門責任人員、統計調查對象、統計檢查對象等違紀違法行為的認定。統計、組織和紀檢監察部門要加強配合，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嚴格按照黨紀政紀有關規定作出嚴肅處理。

　　這個文件意味著“統計問責”真的要來了。

　　其實早在2009年，就已經有《統計違法違紀行為處分規定》，但是鮮有統計違紀違法問題被問責的情況披露。

　　今年全國兩會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首次透露了有關統計造假的問責情況。

　　寧吉喆說，2016年一年，國家統計局直接查處的案件包括一些重大統計違法案件15起，每案處理的人都在10人以上，有統計部門的人，也有政府的人，還有其他相關負責人，內部通報的違法違紀案件達20多項。

　　同時，寧吉喆還透露《統計法實施條例》已經提交國務院，將成立統計執法監督局等。

　　兩個月過后的5月28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簽署了國務院令，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實施條例》，自2017年8月1日起施行。

　　與統計相關的一系列“重磅”文件已經或者即將公布，顯然是對統計違紀違法行為打出的一記重拳，其威力可想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今后對統計問責，一定會比之前的力度要大。”蔡志洲說。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王紅茹 |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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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7年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