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的印象里，傳銷通常都在線下進行，嚴密組織、非法拘禁、限制自由是慣用手段。但隨著互聯網迅速發展，傳銷組織的形式也在不斷變化，出現了虛擬性、跨地域性、隱蔽性、金融性和更具欺騙性等新特點。近日，我們深入金融傳銷組織內部，接觸采訪了部分受害者，調查金融傳銷的運作過程和社會危害，探討如何防范金融傳銷騙局。

　　金融傳銷猖獗——

　　上百個資金盤出現問題，數百億元資金被騙，嚴重擾亂金融市場秩序

　　“投資5000元就可成為‘云家人’，否則你將錯過幾百萬”“五行數字貨幣與官方對接成功，執照已下發”。在知情人的介紹下，我們加入了一個名為五行幣的傳銷微信群，隨即收到許多類似宣傳語。

　　一位自稱“團隊助理”的人介紹，只要投資5000元購買5000數字貨幣，就可獲贈五行幣一枚，發行上限5億枚，將來會全面替代紙幣，參與者經過五輪持續投資，數字貨幣就可兌現近410萬元。

　　我們發現，這個微信群成員每天都在增多，高峰時一天能新添10多個，個別成員還會在群里推薦“善心匯”“九千兆”“長青樹”等投資項目，讓人眼花繚亂。

　　五行幣真有這么神奇？

　　幾經周折，我們采訪到河北唐山的胡欣，其母在春節期間開始投資五行幣。她表示，五行幣的收益主要是后進入者為其帶來的獎勵提成，“每天都有大量新人注冊投資，后面每注冊投資一人，前面會員將獲得其投資額1%的數字貨幣，所以大家都搶著先注冊。”

　　“我媽已經投了至少3萬元，就等著數字貨幣升值呢！”胡欣說，以上還只是靜態收益，五行幣也有動態收益。比如介紹一個人注冊投資，就能拿到其投資額10%的現金提成，這叫“推薦獎”；如果推薦兩個人注冊，可獲得額外25%的提成，稱為“對碰獎”。

　　“其實傳銷組織還設計了更誘人的提成方式。”胡欣提供了一張五行幣群里流傳很廣的“層級關系圖”，圖中根據投資金額大小將會員分為“Y、S、M”三種級別。“推薦人的級別越高，獎金就會越多，有時遠不止10%，里面的算法像函數一樣復雜，各地區也略有不同。”胡欣說。

　　胡欣告訴我們，這些獎其實就是鼓勵會員多拉下線，“我知道有的人已經建了9個群，發展了數百人。現在他們也開始勸說我媽拉人頭，說能拿到很多回報。”

　　在上線的鼓動下，胡欣的母親一個月內就拉到了兩個人。“說有1000元推薦獎，但我媽并沒有拿到，上線忽悠她用這些錢買了原始股。”胡欣認為，經濟損失不是最令人擔憂的，“我怕她認清真相后，內心會承受不住，更害怕她把更多親朋好友拉進騙局。”

　　“此類金融傳銷雖然打著創新的幌子，借助微信、QQ等社交平臺傳播，但并沒有改變依靠拉人頭賺錢的傳銷本質。”中國反傳銷協會會長李旭解釋，相比傳統傳銷方式，金融傳銷更具迷惑性，通常有靜態、動態兩種收益。

　　靜態收益是指參與者投資后可以“守株待兔”，傳銷系統會通過拆分新投資者的錢，給原投資者利息；動態收益也就是“拉人頭”，利用層層發展下線來獲得提成。靜態收益能夠在短期內實現虛假的“增收”，掩蓋其詐騙行為，而動態收益才是它真正的資金來源，反映出傳銷的本質。

　　實際上，在組織規模不斷擴大后，五行幣的傳銷行為并沒有局限在網上。

　　“傳銷組織竟然以慈善之名給小學捐款，再把天真的孩子們當成宣傳工具。”李旭認為，這些事件表明金融傳銷的社會危害性并不亞于傳統傳銷，同樣會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嚴重隱患。

　　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打著“虛擬貨幣”“互助理財”“股權”旗號的傳銷也泛濫成災。特別是比特幣的持續熱炒，讓很多人相信虛擬貨幣能夠迅速升值，以“虛擬貨幣”為名義的傳銷更加泛濫，名聲比較大的如“恒星幣”“亞歐幣”“珍寶幣”“馬克幣”等，炒作“新概念”、鼓吹“零風險”、重獎拉人頭。以恒星幣為例，該傳銷組織對外宣稱恒星幣是“世界十大數字貨幣之一”，依靠微信來拉人頭發展下線，其盈利模式是“上線吃下線的錢”，從“一級礦工”到“三級董事”設立了35個層級，在全國發展會員超過16萬人，涉及金額超過2億元。

　　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隨著虛擬經濟、金融創新日益活躍，借助互聯網、金融平臺開展的傳銷活動越來越多，目前已經有上百個這種模式的資金盤出現問題，數百億元的資金被騙，嚴重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

　　該研究院副院長武長海表示，金融傳銷有“去產品化”特征，通過吸收民間資本形成資金池，但其本質還是傳銷，利用承諾的高收益甚至天價收益進行詐騙，違背了金融本質和金融發展規律，必然會威脅到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

　　監管存在空白——

　　前期無人舉報，后期無法取證，傳銷平臺設在境外，查處很難

　　金融傳銷如此猖獗，為何難以及時查處呢？

　　知情者透露，目前監管部門對傳銷組織的定性要求為“30人以上、具有三層以上拉人頭的組織架構”。向公安部門舉報時，必須同時收集30個以上受害者簽名的舉報材料，還必須提供這些人存在三層上下級關系的證據，舉證存在很大困難。

　　孫靜文從去年開始搜集材料并到有關部門舉報，但一路舉報下來，她灰心喪氣。“因為爸媽住在撫順老家，我就先去當地派出所報的案，公安說必須由受害者本人來，否則不能受理。”

　　她隨后又攜帶證據前往自己居住地的工商部門。了解案情后，工作人員稱工商部門只能對傳銷定性，無法調查身份證、銀行流水賬號等信息，希望移交公安機關。

　　孫靜文找到公安機關經偵處，辦案人員稱“涉案范圍太廣”，建議她回去把材料準備全。孫靜文告訴我們，搜集證據難度很大，“每次向我媽提起五行幣，她都質問我是不是想舉報，像防賊一樣。”

　　就在我們采訪期間，五行幣騙局重要頭目宋密秋(化名張健)被公安機關緝捕回國，孫靜文認為案情有了轉機，再度去公安機關報案。“他們說對此事確實下了文，下發了幾百人的名單，但里面沒我父母名字，所以辦案人員還是建議我去撫順老家或上線所在地江蘇徐州報案。”

　　胡欣也同樣遭遇了“舉報無門”。她曾輾轉跑過當地市、區工商部門，結果都一無所獲。而公安機關經偵處也因“涉案金額不足100萬”而未立案。

　　6月初，胡欣母親本打算參加五行幣群里組織的香港集會，當地派出所和社區工作人員前來勸導，計劃被迫取消。“工作人員走后，十幾個傳銷參與者就找到我家，說是我舉報的，要我賠償機票等經濟損失。”當天夜里她被母親趕出家門。

　　李旭曾接觸過許多金融傳銷案，他說，投資者在初期會獲利，無人愿意報案，相關部門很難調查，當資金鏈出現斷裂，操盤手就會銷毀證據，一走了之。

　　不僅如此，由于監管難度大，許多金融傳銷機構難以“除根”。2013年前后，“MMM金融互助社區”開始進入中國，因為組織者和服務器都在境外，我國有關部門無法單獨查處。2015年底，銀監會等四部門聯合發出風險預警提示，指出此類運作模式違背價值規律，存在很大風險，平臺隨后發生崩盤。

　　然而，我們調查發現，崩盤后的MMM社區留下不少“后遺癥”，很多平臺改名為“三妹互助社區”等繼續融資，更有些“升級”成新的傳銷模式再度活躍。而五行幣頭目被抓后，其組織活動依然十分猖獗，據“團隊助理”介紹，其內部已產生了新的負責人。

　　“目前金融傳銷的監管存在軟肋、盲區和真空地帶，部門間沒有形成合力，同時立法的不足或不完備影響了有關部門的執法依據，導致無法可依。”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說。

　　完善立法、提升監管、加強預警是預防和打擊金融傳銷的關鍵

　　“金融傳銷是互聯網金融馬甲下的‘核彈’，具有極強危害性，處理不好易引發金融風險。”劉俊海說，許多受害者的財富在一夜間化為烏有，資金從正規金融渠道流失，也造成實體經濟“失血”。

　　在著名的“U幣傳銷案”中，傳銷組織涉及23個國家22萬注冊會員，國內有31個省市區3.6萬名注冊會員，涉案金額高達5億元。不止“U幣傳銷案”，許多金融傳銷崩盤時，金額都已高達數億元。

　　“金融傳銷嚴重損害了公眾利益，并滋生大量境內外犯罪活動。”武長海說，參與者容易被洗腦，由于財產損失大，極易引發群體性事件。此外，金融傳銷還容易成為犯罪分子洗錢的渠道。

　　專家認為，預防和打擊新形勢下的金融傳銷，完善立法、提升監管、加強預警是關鍵。

　　——擴大法律保護范圍，盡快對金融傳銷定性。

　　據悉，我國現有關于傳銷的法律法規，只有2005年《禁止傳銷條例》和2008年刑法修正案新增的“組織領導傳銷罪”，距今均有10年左右，其規定較為寬泛，主要針對傳統傳銷形式，缺少具體可操作的細節，難以適應金融傳銷跨地域、傳播快、取證難等實際情況。

　　“傳統的立法沒有涵蓋金融傳銷，也沒有授權監管部門實施專門監管。”武長海說，金融傳銷是隨著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而泛濫的，其中很多是虛擬、玩概念的東西，對其違法行為定性確有一定困難，工商總局曾會同央行、銀監會討論，仍未對“金融傳銷”定性。

　　——形成監管合力，升級監管技術。

　　“舉報傳銷時是工商在管，只有涉及刑事案件，公安才管，很多金融傳銷都是全國范圍甚至全球范圍的，屬地管理原則導致舉報無門。”李旭建議，應當完善舉報者權益保護機制，并適當提供一些獎勵，“目前的監管方式打擊了舉報者積極性，受害人擔心舉報后投資的錢要充公，寧可采取堵門、打砸等方式，也不愿舉報。”

　　“金融傳銷主要通過微信等平臺完成，監管技術必須與時俱進。”武長海說，微信等社交平臺對及時發現和制止傳銷犯罪的發生、發展有得天獨厚的技術優勢，對金融傳銷負有不可推卸的自我審查和自我管控責任。

　　——建立政府預警機制，提高公眾防范意識。

　　“金融傳銷的參與者既有農民、下崗工人，也有白領、公務員、離退休老人甚至金融從業者，數目非常龐大。”李旭說，對普通投資者來說，要有防范意識、風險意識，“天上不可能掉餡餅，要多質疑，多去相關部門求證。”

　　而對于政府部門來說，預防和打擊金融傳銷必須“早發現、早預警”，及時建立預警機制，多普及金融傳銷相關知識。“很多投資者聽不進親朋好友的勸阻，卻往往對政府機關發布的信息比較信任，只有政府部門早介入，才會盡可能減小投資者的損失，阻止更多投資者加入。”李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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