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是直接取消，或是改為網上辦理，或是變“群眾來回跑”為“部門協同辦”……再過不久，北京將取消84項政府部門互要、互開的證明。

　　而這并非北京首次大規模向基層證明“開刀”，據介紹，自去年起市政府審改辦便持續推進證明削減行動，市、區兩級2016年共取消了129項涉及群眾辦事、創業的各類基層證明。伴隨“奇葩證明”、“無謂蓋章”的大幅減少，群眾辦事更加便利的同時，基層工作也得以“減負”，便可騰出手來投入到社區建設之中。

　　欣喜

　　半信半疑去了社保所 兩分鐘就辦好了

　　“我們這兒有位外地居民，每年都為了能從原籍領取退休工資，來居委會開居住證明。今年我們告訴他不需要了，他半信半疑去了社保所蓋章，結果兩分鐘就辦好了。”回憶起不久前那位居民的驚訝和欣喜，廣外街道依蓮軒社區黨委副書記任堃忍不住笑了。

　　以廣外街道辦為例，在清理證明的前一年，共開具各類證明約1.8萬余件，清理后半年下降到5000余件，年辦理量下降了44%。

　　而在更早以前，居委會曾一度經受著“奇葩”證明開具要求的挑戰。廣外街道手帕口南街社區主任薛梅就遇到過一對母女，到居委會要開一份“胎兒畸形”證明——女兒懷孕7個月時檢查發現胎兒畸形，但醫院要求居委會開證明才給做人流。

　　“居委會能證明什么呢？”薛梅對此十分為難，但作為居民辦事的“最后一公里”，考慮到居民再沒別的地方能找，她坦言有時做不到的事，也“順著居民的意思給辦了。”只得在居住證明的樣本后附上“根據醫院檢查結論顯示，胎兒畸形”，并蓋上居委會的紅章，這家醫院才給做了手術。

　　令廣外街道依蓮軒社區主任杜鎮國印象深刻的，則是去年為一位老先生證明“我爸是我爸”。

　　“這位老先生想為父親申請海葬，海葬要求出具父子關系證明。他拿了戶口本、身份證不行，單位出了證明也不行，必須是我們居委會開具的父子關系證明，民政那頭才認。”杜鎮國哭笑不得地表示，“我們后來憑據什么給他開了證明呢？其實就是憑他單位開的那份父子關系證明。以證明開證明，有時候是很無奈的辦法。”

　　對此，杜鎮國分析，居委會受區民政局管轄，和市民政局、民政部屬同一體系。“所以民政口就認我們的證明，單位開的不認。但我們依據的恰恰是一個他們不采信的證明。”他坦言，其實事情很簡單，看一下戶口本就行了。“誰會為不是自己家的人拿骨灰去辦這事兒？”

　　轉變

　　個人承諾代替證明 開具總量減少大半

　　去年11月，“申請骨灰撒海的經辦人與死者關系的證明”終于被取消，想為家人海葬的市民什么證明都不用開，直接申請就可以了。與之同時取消的還有其他70余項基層證明。

　　在居委會負責人看來，其中由個人承諾代替繁瑣書面證明的方式，尤為具有強調個人信用和責任的先進性，并切實為居民帶來便利。例如過去老年人想補辦結婚證，得由居委會提供一份夫妻關系證明，證明倆人是“事實婚姻”。還得由兒女證明“爸媽確實是夫妻關系”，然后兒女還得證明自己確實是兒女……現在改為提交身份證、戶口簿等有效證件，外加夫妻雙方個人聲明即可。

　　“先認可居民的個人承諾，如果發現哪里出了問題再進行事后追責。”任堃認為，責任主體的轉化能夠帶來更為清晰的辦事邏輯，提升辦事雙方運轉效率。

　　作為新型小區，依蓮軒社區外來人口較多，老兩口到北京給子女看孩子的情況特別普遍。每年5至8月期間，老人們便紛紛去居委會開居住證明，再拿居住證明去街道社保所換取給老家的證明，才能繼續從原籍領取退休金。任堃回憶，以往這種“異地生存”類型的證明要占到居委會年開具證明總量的50%至60%，集中的那幾個月，每天都得開出三四份。

　　“老人有居住證或者辦了居住登記卡還好，上面會有個人信息。要是什么都沒辦，就得拿著戶口本，證明他跟子女的關系；還得拿房本，證明他是這兒的常住居民。我們還要跟黨員、志愿者了解他的情況，如果誰也不認識他，還要入戶核實，特別繁瑣。”任堃表示，自從去年這項證明取消，居民便可省掉居委會這一步，直接拿著身份證去街道社保所填表蓋章，寫一份“個人承諾”就可以了。

　　將個人承諾放在首位的還有失業證明的簡化。任堃解釋，以前如果人員失業，社保所要發失業金。但還有一部分人員壓根就沒就業，想申領救濟就需要居委會出一個證明。“可畢竟我們也不是專業管這方面的，去了只能證明他住在那兒，至于上不上班，我們沒法24小時跟著他。現在居委會的證明取消了，變成居民先承諾，說自己沒有收入，再由社保所派人去調查，比如詢問周邊的人，或者了解他家有什么經濟困難，提供依據給民政局，由民政局去考量夠不夠發放救濟的標準。”

　　證明工作“減負”了，基層負責人得以騰出手來投入到更多的活動組織當中。社區成立了背街小巷文明勸導志愿服務隊，為身邊的環境建設出謀劃策。還組織文體愛好者成立了舞蹈隊、體育隊、模特隊，日常的培訓排練熱火朝天。京津冀廣場舞邀請賽、民俗節、模特大賽、街道文化體育節等，都少不了他們的身影。

　　期待

　　部門之間得配套 不能“這邊省了那邊還要”

　　再過不久，又有一大批證明將被取消。拍手叫好的同時，基層工作人員對一些尚未納入取消名單中的證明懷揣更多期待。

　　就在前幾天，任堃梳理了今年1至6月依蓮軒社區開具的證明，并按類型頻繁程度簡單排了排序。令她頗感驚訝的是，占據榜首的是居民們因為丟失了水卡、電卡、煤氣卡等，在補卡的過程中被要求開具居住證明——總計180余件證明中，此類證明占到70%。

　　在任堃看來，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我越梳理越覺得奇怪，拿房本、戶口本都可以證明房子是誰的，為什么要居委會開證明？”尤其是老年優待卡，現在已經不通過居委會，而是直接到農商行辦理，但補卡時依然需要居委會開證明。“辦過的東西會有辦理記錄，卡丟了信息還在，卻偏偏要我們去出具證明，而這恰恰是還沒有取消的。”

　　此外，老人退休時發現獨生子女證丟失，想要補辦，目前也需要居委會開具證明。任堃坦言，自己曾幫相熟的居民私下問過一次，居委會的證明其實無關緊要。“檔案里都有獨生子女的申請書，只要復印一下就能證明了，非常簡單，但現在他們存檔案的地方卻需要我們開具證明。”

　　與任堃有同感的薛梅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個人信用體系沒有完全建成，需要公權力替個人做擔保。“有時居民也不愿把一切都曝光給我們，比如低保、申請房子等，到我們這兒來，我們會問得很細，還是比較尷尬的。如果個人征信做得好，可能就不需要什么都出個證明了。”

　　另一方面，一些辦事單位會通過“要證明”的形式，將自己的責任分攤給居委會。“但我們就會面臨兩難狀況”，薛梅以階梯水價為例，目前階梯水價按規定家庭居住6人以上才可享受，自來水公司要求居民開居住狀況的證明。

　　“其實我們沒辦法掌握居民家里到底有幾個人住。”薛梅解釋，由于人戶分離非常普遍，因此不能完全以戶口本上的人數作為依據。若做入戶調查，即便沒住那么多人，居民臨時“湊齊”6個人肯定也沒問題。有時看到一套兩居室住了七八個人，心中懷疑，卻也無法證偽。要求拿6人以上的身份證，親戚朋友更是可以借。“所以目前居委會出這種證明，只能按照居民的個人承諾去出。既然都是通過承諾，不妨減少在居委會承諾的中間環節，直接在自來水公司進行承諾。因為這跟居委會沒什么關系，不應該把責任轉移到我們身上。”

　　在薛梅看來，簡化程序是一個系統工程，一定得幾個部門合伙發力、持續推進。“一項項梳理、找源頭，該承擔的責任得承擔起來。部門單位之間不配套，我們省了人家還要，也是減不下去的。”

　　主筆 魏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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