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網約車與共享單車的治理是一個過程,是管理者總結對互聯網共享經濟帶來的社會難題治理規律的過程。中國經驗也將成為世界經驗

8月2日,經國務院同意,交通運輸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網信辦、國家發改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人民銀行、質檢總局、國家旅游局10部門聯合出臺了《關于鼓勵和規范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發展的指導意見》。

通觀《指導意見》的全文,能夠看出管理者對共享單車采取了鼓勵發展的基本態度,肯定了它對“構建綠色低碳交通體系的積極作用”,其對一段時間以來共享單車出現的各種問題,比如亂停亂放、不滿12周歲的未成年人騎車上路以及騎車人交通違法等也提出了比較明確的解決辦法。總體來說,《指導意見》體現了更加審慎、謙抑的精神,對共享單車既沒有放任不管,也沒有一棒子打死。

不放任、不打死,是當前管理者面對洶洶而來的互聯網共享經濟的一貫態度,但是我們的社會治理要解決由互聯網生發出來的各種新經濟、新業態難題,不僅要有態度,更要有方法。

這幾年,互聯網經濟從線上到線下十分活躍。這種活躍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上講,帶來的是創新與機遇,但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上講,帶來的卻是尷尬與措手不及。無論是快遞業、網約車,還是共享單車,我們的管理都采取了事后應對的方法,缺少在對互聯網經濟全面把握基礎之上的大格局、大思維。

現在看來,互聯網企業發展共享經濟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搶占市場,形成不可撼動的市場地位,就像騰訊與阿里,它們在互聯網經濟中的江湖地位令人羨慕。二是獲取信息,信息時代得信息者得天下,這個道理誰都懂。但是互聯網經濟從線上走到線下,首先沖擊的就是公共資源。如網約車迅猛發展導致道路交通資源被搶占,共享單車的投放也同樣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資源。但沒有一個互聯網企業要為這些公共資源的使用買單的,由此引發的社會治理成本卻要由政府來承擔。雖然我們承認共享單車“對構建綠色低碳交通體系的積極作用”,但基本上沒有哪個企業是為了這個目標而來的。

對現代城市而言,沒有什么東西比公共資源更寶貴了。讓一些企業無償利用公共資源獲取利潤,這種“便宜事”的出現是城市管理的失誤。

網約車應該是管理者第一次面對互聯網經濟帶來新業態的兩難選擇,一方面它緩解了打車難打車貴的問題,另一方面它又帶來了交通擁堵、治安隱患。為此各地政府部門都出臺了相應的管理措施,限車、限人,那么效果如何呢?不久前有媒體報道,《廣州網約車新政實施效果評估報告》顯示,由于“車輛、司機減少,市民打車難打車貴卷土重來”。

由此可看到我們對互聯網經濟的管理可能又落入了“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怪圈。這個怪圈在傳統的社會治理形態中很常見,現在在互聯網經濟治理中再次出現,似乎頗有一點走不出去的感覺。

企業只有一個價值目標,那就是獲取利潤,所以它很簡單,它在充滿活力的同時又在不停地制造麻煩。而政府則不同,它的價值選擇是雙重的,甚至可能是多重的。“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安定有序”是社會治理的最高境界,也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體現。但困難的事情就是在多重價值選擇中找到平衡點,這需要很高的智慧。

網約車的治理是否已經犧牲了打車人的利益,現在還不好判斷。共享單車的治理是否也只能在綠色出行和公共資源被擠占之間二選一呢?

對網約車與共享單車的治理是一個過程,是管理者總結對互聯網共享經濟帶來的社會難題治理規律的過程,無論其成功與失敗都是經驗。畢竟在這條路上沒有成功的模式可以效仿,中國經驗也將成為世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