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亞騷亂背后的“白人心態”

　　新華社北京８月１５日電　

　　新華社記者柳絲

　　“我們是誰？”１０多年前，帶著盎格魯－新教文化的認同危機感，“文明沖突論”的提出者塞繆爾·亨廷頓對美國人的身份發出了這樣一問。亨廷頓對其他人種和群體沖擊美國文化和“美國信念”的那種白人心態，似乎一語成讖。

　　近日，在美國“開國三杰”托馬斯·杰斐遜的家鄉——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爆發了１０年來最大的白人至上主義游行。游行最終演化成暴力騷亂。當地時間１４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表聲明，譴責白人至上主義、三Ｋ黨、新納粹以及其他“仇恨組織”為“罪犯和暴徒”，“令人厭惡”。

　　特朗普執政的試金石

　　有人說，弗吉尼亞騷亂與特朗普現象，其背后都有一種白人危機的心態。

　　為什么會產生如此聯想？一個原因是，特朗普的支持票中，白人危機感赫然。

　　對于特朗普的主體支持者，媒體形象地冠之以“老－白－男”的稱號，而分析人士認為，特朗普勝選則是在某種程度上巧妙利用了白人對身份衰落的恐懼以及對少數族裔和移民的不滿。

　　這一結論體現在一些具體數據中。美國統計局今年早些時候正式公布了２０１６年總統選舉的投票數據，自１９８０年以來非西裔的黑人選民比例首次減少。在參加總統選舉投票的選民中，非西裔白人超過７０％，其中近六成投給特朗普；其他族裔占不到３０％，其中投給特朗普的比例遠遠低于投給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的比例，且差距較大。

　　但是，需要特別指出，特朗普本身跟白人至上主義根本不沾邊，其勝選也絕非白人至上主義的勝利。他對白人至上主義極端暴力的譴責言辭鮮明、強烈。

　　弗吉尼亞騷亂被廣泛認為是特朗普執政的又一個試金石。然而，騷亂背后，美國社會、種族意見的極化加劇與矛盾對立深重，卻并不是總統發話就可以根除的。

　　是什么催生了白人至上主義

　　同樣要指出的是，并不是特朗普當選及執政后才催生了白人至上主義。

　　一方面，全球化、科技進步以及金融危機的三重作用下，衰退的美國制造業“鐵銹地帶”集中了大量的白人藍領，中產階級相對收入下降，于是種族和移民成為一系列經濟問題的發泄出口。如《怨恨政治》作者、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凱瑟琳·克雷默所指出，當今美國社會，經濟不平等加劇，城市和鄉村嚴重分化，對于很多銹帶區的白人藍領而言，種族主義傾向和經濟焦慮糾纏在一起。

　　另一方面，白人人口比例多年來加速下降，且老齡化問題嚴重，預計到２０５０年少數族裔將全面趕超白人人口數量，非西裔白人身份危機感上升。這些因素都催生了白人至上主義的迅猛抬頭。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來，白人至上主義尤為活躍，一些現象在表明，種族隔閡與極化心態正在從隱性演進為顯性，突出表現為傳統白人、老移民群體，與黑人、拉美裔和新移民之間的斗爭。

　　無論是白人極端者針對少數族裔的暴力事件，還是黑人群體頻繁的反種族歧視游行，或是亞裔聯合起來反對招生歧視等等，種族矛盾近些年來一直在加劇。這也難怪，美國媒體將“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列為２０１６年年度熱詞。

　　此外，種族主義長期以來被奉為“政治正確”的禁忌話題，而今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打破這種“政治正確”。美利堅大學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趙全勝指出，這一現象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美國一些政策的“矯枉過正”。如為照顧少數族裔而實施的教育平權，讓白人感到空間受擠壓，以至于出現反彈。此外，如今政府出臺的穆斯林旅行禁令、移民改革等政策，在客觀上放大了白人的這種心態。

　　騷亂是社會撕裂的高潮還是預演？

　　弗吉尼亞騷亂，不是個案，而是美國“身份政治”矛盾的縮影之一。

　　去年６月，美國加州反移民的白人至上主義右翼團體在集會時與反對者發生沖突，導致至少１０人受傷。《紐約時報》今年２月統計，全美已經有超過９００個“仇恨組織”，這一數字是１９９９年的兩倍還多，并且連續兩年增長，尤其是反穆斯林、反黑人、反移民等等極端組織的數量越來越多。

　　《紐約客》網站１３日文章預言，弗吉尼亞騷亂，是今后更多同樣悲劇的預演。

　　趙全勝分析說，首先，騷亂反映出當下“美國分裂”的一個現狀，分裂的不只是內政問題，如奧巴馬醫改，還包括社會、族群的分化。

　　第二，騷亂反映出歷史遺留下來的種族問題至今仍未得到解決，包括納粹主義等沉渣泛濫，呈現反歷史潮流的態勢。

　　第三，從更深層次來說，圍繞少數族裔和白人產生的是“身份認同”問題。從當年“五月花號”到現在，白人至上主義者堅持認為其白人傳統才是美國建國的底蘊和根源。

　　在亨廷頓看來，移民（尤其是拉美裔）的涌入、次國家認同的強化及多元文化主義的盛行，對盎格魯－新教文化在美國文化中核心地位，即白人本土文化構成挑戰。

　　先不論亨廷頓帶著怎樣深深的“白人文化中心”論調，但這卻能解釋如今美國社會的一種深度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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