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4日，第五個世界“慰安婦”紀念日。

　　中國大陸最后一個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幸存者、海南陵水阿婆黃有良入土為安的日子。

　　早晨九點，長期拍攝記錄海南“慰安婦”的57歲攝影人黃一鳴錘了錘有些木漲的腰部，又看了看手中的相機，還是決定去陵水送黃阿婆最后一程。

　　海南“慰安婦”群像。黃一鳴攝

　　“從海口往返陵水英州鎮乙堆村要5個小時，我怕身體受不了，的確有點猶豫。”面對記者，黃一鳴對于自己的擔憂并不諱言，2015年底剛做完腰椎間盤手術，按照醫生的要求，獨自開車5個小時，簡直是不要命。

　　但，他還是去了。“這趟不去，怕是以后再也見不著了……”

　　2001年11月，作為原告代表，黃有良第一次站在了日本的法庭上，當庭講述了日軍侵占海南島期間她的可怕遭遇。(2005年攝于陵水)黃一鳴攝

　　立秋后的海南，反而燥熱了起來，位于北緯18度的陵水黎族自治縣更是“烈日灼心”。

　　黃有良阿婆的葬禮，就在陵水英州鎮乙堆村的村上，黃阿婆的遺照擺在桌上，那張布滿皺紋的面龐曾無數次的出現在黃一鳴的鏡頭里，如今真的只剩下一張照片。黃一鳴的眼睛模糊了，分不清時是汗還是淚……

　　鏡頭對準“慰安婦”幸存者，緣于一個新聞專題

　　時間的指針倒回到12年前，也是一個燥熱的夏天。

　　2005年5月的某日午后，時任中國日報記者站站長的黃一鳴正在辦公室小寐，一個念頭突然在他腦海閃過：海南“慰安婦”題材可以做!可以作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小專題來做。

　　“新聞人的靈感，有時候就是這么來的。”黃一鳴有些羞澀地解釋。那幾天，一直被新聞選題困擾的他，仿佛一下子找準了方向。

　　黃一鳴采訪拍攝“慰安婦”工作照。黃一鳴提供

　　由于之前看過一家報紙對于慰安婦的報道，黃一鳴按圖索驥，來到了陵水祖關鎮祖孝村的黎族阿婆陳亞扁家里。

　　“瘦，特別瘦!阿婆站在她家原來破破的小瓦房前喂雞，我用黎語跟她打招呼，她沒有理我，只瞄了我一眼，繼續喂雞。”雖然時間過去了12年之久，但第一次見到陳阿婆的情景，對于黃一鳴而言依舊歷歷在目。

　　陳林村1942年起，在保亭縣三次被日本人抓到保亭加茂據點后勤服務隊，被迫為慰安婦，受盡日本兵的“四腳牛”等刑罰折磨。目前，她和兒子一家一起生活。(2015年攝于萬寧)黃一鳴攝

　　“慰安婦”這三個字的敏感，讓黃一鳴內心很是忐忑。第一次的見面，他只是像晚輩看望長輩一樣，跟陳亞扁聊聊家常，并不敢也不忍提其他。

　　可能是阿婆已經對外公開了“慰安婦”的身份，在黃一鳴再次造訪時，陳亞扁便說出了自己被日軍強征為“慰安婦”的往事：“說說停停，說到難過的時候就流淚。”

　　海南原“慰安婦”蔡美娥，1927年生，瓊海市龍江鎮紅星大隊紅森村人，13歲時父母去世。1941年日本兵登瓊后，被抓到日本據點，在炮樓里被強奸。現住在養女家里。黃一鳴攝

　　耄耋之年的阿婆，淚水在布滿溝壑的面龐上無聲流淌，也在黃一鳴的心上流淌，而阿婆只字片言的敘述，道不完的是侵華日軍在海南島犯下的滔天罪行。

　　最初，黃一鳴只是想完成一個專題，拍完照片在報紙上發表，就意味著任務完結。可是，漸漸老去的阿婆，他們不堪回首的往事，那段被日軍侵略蹂躪踐踏的屈辱歷史，這一切串聯起來，讓黃一鳴覺得，對海南島境內慘遭侵華日軍蹂躪的“慰安婦”的尋訪，這才只是開了個頭。

　　不過，他沒想到的是，這一拍，就是12年。

　　尋訪“慰安婦”幸存者這條路，超乎想象的艱難

　　黃一鳴打小在黎寨長大，青年時期因著特殊的際遇又曾在黎寨生活過兩年，不僅能聽會說黎語，對黎族老白姓的生活習慣也較為熟悉，因此跟黎族阿婆溝通起來相對容易。

　　然而，即便如此，也并沒有讓尋訪“慰安婦”的難度減少幾分。

　　2005年3月林亞金赴日本出庭作證起訴日本政府。(2005年攝于保亭)黃一鳴攝

　　“大部分都是阿婆自己說，誰誰誰跟我一起被日本人抓過，現在可能在哪個地方。”黃一鳴回憶說，2005年，他在采訪符桂英阿婆時候，打聽和她同時被日軍抓到碉堡里一個女孩，叫符玉開，幾個月里被強奸被蹂躪。巧合的是，在整個采訪過程中，就有一個阿婆不停在符桂英阿婆家進進出出，不適看著黃一鳴欲言又止，可是后來卻什么也不肯說。“2007年她公開了，不過我后來沒等到機會去拍她，她就去世了。”

　　黃一鳴告訴記者，最讓阿婆難以釋懷的，就是鄉鄰們的閑言碎語和家人的反對，“比如說我去探訪時，她說要把曾經為慰安婦的經歷告訴我，但是我到了她家以后，可能由于家人反對，臨時打消念頭。”甚至有一次，黃一鳴剛剛來到一個阿婆的家里，還沒開始跟阿婆聊天，就遭到了阿婆女兒的驅趕。

　　除了慰安婦家人的阻力外，拍攝敏感話題素材，也受到了業界同仁的質疑。

　　“拍這個能發布么?能掙錢么?不能掙錢還倒貼，趁早拉倒吧。”攝影同行的各種聲音，反而讓黃一鳴更加堅定自己的選擇：攝影作品的價值，并不是靠金錢來衡量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作品的價值才會慢慢顯露出來。“說不定有一天，就對慰安婦阿婆打官司有用了呢，哪怕有一張有用，我也值得了。”

　　在拍攝記錄“慰安婦”幸存者的過程中，黃一鳴也有自己的顧慮，經常有“慰安婦”幸存者家人會說：你報道以后，官司沒有打贏，還讓老人被周圍人說閑話。

　　黃一鳴內心糾結過，可是最后依然堅持地走了下去。“要讓年輕人知道有這么一件事，侵華日軍在海南的罪行是不能被饒恕的。如果我不做，時間久了，記憶會淡化。我要通過我的努力，用各種手段把這些記錄下來。”

　　從2005年到2006年，一年多時間里，黃一鳴走訪了陵水、保亭、瓊海、澄邁、臨高等十多個市縣，行程約4000多公里，陸陸續續找尋和拜訪了23個海南“慰安婦”幸存者，并拍攝到了珍貴的影像資料。

　　走近“慰安婦”阿婆，看到善良和堅強

　　在黃一鳴心里，第一次把“侵略”和“殺戮”這些字眼具像化，并不是因“慰安婦”而起。他的爺爺，就是被日本人殺害的。在他很小的時候，奶奶曾無數次提起這段往事。

　　同樣是無辜受害者，這無疑拉近了黃一鳴與海南“慰安婦”的心，更堅定了他找尋“慰安婦”的想法。“她們跟我奶奶年齡差不多，有的甚至長相也很像，我把她們當自己的奶奶一樣看。”

　　“兒子啊，你又來了，你要再不來，就見不到阿婆了。”陳亞扁阿婆每次見到黃一鳴，總會喚他兒子，接著親切地跟他聊聊家常，“比如母雞又生了幾個蛋，小雞是吃稻谷還是吃小米。”一如尋常家人一般。

　　林亞金說，她和姐妹們在稻田里被日軍抓走，押到什漏村，關在一個小茅房里， 10天有9天都被日軍強暴。(2005年攝于保亭)黃一鳴攝

　　黃一鳴很少主動提起阿婆的傷心往事，對她們過去的了解多半是聊天時不經意間提及，將阿婆們的記憶片段慢慢拼湊成了完整的故事。“我有一次去看望卓天妹阿婆，正是收稻谷的時候，她說她當時被抓時也是收稻谷的季節，就慢慢打開了話匣子。”

　　作為攝影記者，黃一鳴每一次看望“慰安婦”阿婆時，都會帶著照相機，但，并不是每次都派得上用場，“都是熟悉了之后，我提出拍攝她的想法，如果老人同意，我再到車上拿相機拍攝。”

　　在拍攝“慰安婦”幸存者的12年間，黃一鳴共拍攝了上萬張照片，其中被媒體多次使用過的一張照片是陳金玉阿婆捂著臉哭泣的畫面：老人有些變形的手扯住衣服的一角捂著滄桑的面龐。

　　黃一鳴坦率地說，這張照片其實焦點對得不準，有點“跑焦”，因為老人突然間落淚了，用衣服擦拭眼淚，來不及仔細對焦，他趕緊按下了快門。“每一張都是經過數次跟阿婆的接觸了解熟悉后，偶然的機會抓拍到了她們凝神、回憶、落淚的一瞬間。”

　　除了阿婆的臉部特寫外，黃一鳴照片中記錄的，更多的是阿婆的日常生活——她們閑不住的狀態，這也是最打動黃一鳴的。“她們經歷了我們無法想象的痛苦和折磨，到了晚年，還在盡自己能力好好生活，勤勞的生活。”

　　每次見到阿婆們，她們都在干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黃有良阿婆在山里放牛，林亞金阿婆在農田里趕鳥……很多阿婆都是自己挑水、自己煮飯。

　　“這就是她們面對人生苦難的態度，雖然早年的遭遇帶給她們身體上很多病痛，但是她們不抱怨，依舊平和樂觀的活著，生活著。”

　　海南“慰安婦”的故事，不會隨著生命逝去畫上句號

　　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年黃一鳴拍攝的12位“慰安婦”，如今只剩4位還幸存于世。

　　黃一鳴說，自己還記得最后一次見到陳亞扁時，她已是重病纏身，被病痛折磨到只能臥床，見到黃一鳴時一個勁兒地問：“日本人什么時候道歉，什么時候賠償。”后來就聽到了阿婆離世的噩耗，這也是最讓黃一鳴心痛的。

　　黃一鳴采訪拍攝“慰安婦”工作照。黃一鳴提供

　　曾經被日軍蹂躪強暴致使無法生育，到了風燭殘年的阿婆們，很多人內心是孤苦的。一年又一年不間斷的探訪，連黃一鳴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是作為記者的責任感驅使他繼續，還是跟阿婆們特殊的感情讓他放不下。“每次我從她們家離開時，最害怕她們問我什么時候再來。”說這話時，黃一鳴哽咽了：他害怕跟阿婆失約，一個失約，也許就是永遠，下次再來，阿婆們可能就離開人世了。

　　因此，黃一鳴會跟“慰安婦”討要一些隨身物件：黃有良阿婆曾經犁田的木犁，林亞金阿婆不用的臨時身份證，符桂英阿婆以前用的水壺和竹籃……

　　“留個念想吧，以后如果建了慰安婦紀念館，這些物件也是個證據。”黃一鳴說這話時，再次紅了眼眶。

　　歲月無情，還幸存的4名“慰安婦”阿婆終有一天也會離我們而去，黃一鳴的“慰安婦”專題會不會隨著她們生命的逝去而終結?

　　對于這個問題，黃一鳴搖了搖頭，他說，自己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把所有影像資料整理齊備，隨時準備提供給國家，或者捐給需要的紀念館，作為檔案留存。

　　“如果我的身體情況允許，我還會做慰安婦遺址的考察探訪拍攝，這個之前也沒有人做過。”黃一鳴眼神里閃著光亮，“有時間的話，能為她們做的事情還多著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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